第一千五百四十四章 统计数字
第一千五百四十四章统计数字
夏,四月,戊子,辽赐中京贫民帛,赐乌库部贫民帛,及免诸路贡输之半。
己丑,以文彦博累章乞致仕,诏十日一赴朝参,因至都堂议事,仍一月一赴经筵。
文老头对自己的小师弟,真正算是做到了扶上马,送一程,如今见到苏油年纪虽然不大,做事却非常老成老练,乐得撒手享清闲。
在程颐被贬出京城之后,吕公著对苏油的态度也发生了一些微妙的变化,连连上书乞老。
不过苏油对他却一如既往的尊重,对于保守派的其他人如韩维、范祖禹、范纯仁、吕大防,都是信任倚仗,大胆放权,最终让吕公著渐渐平静了下来,最近也不再上书了。
私下里两人还就程颐和苏轼的去留问题探讨过,最后达成了一致。
程颐充其量只能将之定义为一个民间学者,作为官员是不合格的。
苏轼天份倒是很高,但是性格决定命运,司马光说得对,那脾性要是不改,一个翰林学士加中书舍人就算是到头了。
辛卯,以苏元贞奏春夏大旱故,诏:“自今月十一日,避正殿,减常膳,公卿大夫其勉修厥职,共图消复。”
丁酉,用范纯仁之言,以四方牒诉上尚书省,或冤抑不得直,令御史分察之。
己亥,太皇太后以旱,权罢受册礼,诏诸路监司分督郡县刑狱。
甲辰,苏油收到司天监的气象监测,空气湿度和气压已经变化,奏请太皇太后与赵煦乞雨中太一宫。
高滔滔欲献发,示身代牺牲,虔诚乞雨之意。
苏油等群臣纷纷上奏,苦谏不可。
高滔滔命赵煦示截发与群臣,说道:“发已经截了,你们看着办吧。”
乃下诏,文辞有曰:“苟有利于万民,朕何爱乎发肤!”
诰词由苏轼执笔,摘录的太皇太后原话,感天动地,不五日而雨,北方旱情到此解除。
汴京百姓从《时报》上读到文章,纷纷痛哭,冒雨到宣德门跪聚叩首,高呼万岁。
乙巳,辽南府宰相王绩卒,赈上京及平、锦、来三州饥。
大宋开科取士,赐进士刘焘等并诸科及第、出身共一千一百二十二人。
高滔滔命赐新增释褐进士钱百万,酒五百壶,为期集费。
太学刘焘成了新科状元,章援第二,章持第八,其余如陈师道、张珏、舒成、文潜等皆中。
最神奇的是揭榜之时,那个被苏轼从黜落试卷当中捡拔出来,置之第五名的孙勰,殿试成绩依然是第五!
众人到此,方服苏轼慧眼独具之明。
苏油如今也成了大佬,陪同赵煦主持金明池宴会,必须写诗奖掖后进,其中就有“重五玉阶今有数,无双青眼昨何如”一句,记录这段传奇故事。
戊申,以甘霖解旱,御殿,复膳。辽命出户部司粟,海云寺进济民钱千万,赈诸路流民及义州之饥。
先是熙、丰法度,司马光欲一切厘正,李清臣固争之,以为不可。
苏油入相后,乞纳李清臣于谏议之列,从之。
五月,户部李常进奏《元祐会计统计册》《元祐户部会计统计条例》,第一次将国家财计和预算规划,以及户部会计和统计制度做成文档汇编。
两部书统称为《会计录》,虽然整整晚了五个月,但是好歹算是做出来了。
这个真不怪李常,主要是历史欠账太多,这个进度,已经让苏油感到欣慰了。
根据统计,宋朝在熙宁初年,国家财政收入为一亿两千万贯。
其中国家地亩四百五十万顷,丁农两税收入为五千万贯,商税三千万贯,其余四千万贯是朝廷和皇室专营酒曲盐茶铜铁等收益。
在此之前,这些收入全部算作国家财政收入,其中两税还多是粮食、马料、丝麻等折算而成。
支出方面,由于四冗之故,加上连年的战争、灾荒、朝廷臃肿,黄河泛滥,一亿两千万贯根本留不住,最好的年成盈余七百万贯,而其后一般都会跟上两三年的赤字,让国库越来越空。
到了元祐元年,情势大为好转,国家地亩增加到了八百五十万顷。
但是丁农二税并没有翻番,这是因为南海、宁夏等地的农业优惠政策,以及给以前的青苗、市易、常平诸法买单,该免的尽数罢免,所以两税只增加到了七千五百万贯。
但是商税却获得了可喜的增长,除了各地工商大兴,海贸大兴外,还有四通商号这个庞然大物的拆解,让宗室产业也纳入到了朝廷征税的对象当中。
大宋到今天,光商税就高达一亿贯,远远超过了农税,丁税,成为大宋第一大税种。
其中几处市舶司的贡献就高达六千万贯之巨,外贸出口行业,又成了商税里边的大宗。
除去这些,其实还有皇室产业资产的盈利,这部分收益也非常可观。
如果按照以往的计算方法,将这些也纳入国家收入的话,妥妥突破两亿贯。
不过李常给皇家留了面子,只将谁都瞒不住的那部分,就是朝廷和内库平分的东胜洲收益纳入统计,做成一千五百万贯。
因此总算起来,国家收入如今已经到了一亿九千万贯之巨。
不过支出方面却并没有什么结余,根据苏油的安排,赵宋家天下,内库的收入虽然不纳入国家统计,但是苏油从高滔滔那里要来了一条保证,就是内库必须常年保持六千万贯的国家风险拨备,在国家需要的时候,作为应急基金。
这六千万贯算是给国家经济保底之用,平时坚决不能动,剩下的的才能作为皇家产业的投资资金。
同样的,户部也必须常年保证四千万贯的“库底”,作为应急之需,其余的量入为出,略有盈余就好。
财政是一个流通循环的过程,全压在家里只能长霉,毫无用处。
而这两个底库如今早就满了,这还没算作为战争拨备的封桩库、元丰库。
所以这一亿九千万贯,基本也留不下,但是用处却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。
新军是一头吞金的猛兽,大宋的军人,在熙宁年间,将乱七八糟的厢军、州军、义勇、乡弓手、巡检、盐丁库丁蛮夷蕃军等都算上,高达两百万之多。
现在这些乱七八糟的“军队”基本都被裁撤完毕,变成了生产力量,大宋只保留了新旧两种职业军队,人数减少了到了四十万。
不过军费依旧高达五千万贯,其中新军装备马匹就花了一千万贯,剩下的还有造船造枪炮,以及新旧军俸禄。
这里也能看出两军待遇的差别。
剩下的支出里边,有一千万贯的官吏俸禄,一千万贯的宗室补贴,以及三百万贯新增的折冲府的警察薪俸。
剩下的一亿一千万贯,朝廷要拿去维护各地官府,修路、防河、开水利、筑城、建学校、弥补仓库损耗、维护漕运、救灾、赈济、开矿、通海、赏赐蕃夷等诸多方面。
这里边很多方面都是有良性产出效应的,财政支出结构已经发生了彻底改变。
虽然同样是支出,但是元祐年的国家财政支出,和熙宁年的国家财政支出,已经不可同日而语。
而且在收入实物构成方面也出现了极大的调优,大宋解决了钱荒之弊后,这些收入除了粮食部分保持不变,更多的以货币形式体现,也是这次统计预算的亮点。
有了充足的货币流通供应,“丁银入地”这项政策才能有根基和土壤,否则就会如在明朝那般,沦为害民之政。
现在已经有了可行的曙光。
这还只是金字塔的最上层,民间财富从元丰改制后开始积累,远远大于这个账面数目。
皇宋银行财务报告显示,如今大宋流通的宝钞,已经高达五亿贯,舶来钱高达一亿贯。
赵颢在经济学院提出了一个设想,就是铜本位应当淘汰,将库铜用于国家建设,转而收纳金银,以金银本位代替铜本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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夏,四月,戊子,辽赐中京贫民帛,赐乌库部贫民帛,及免诸路贡输之半。
己丑,以文彦博累章乞致仕,诏十日一赴朝参,因至都堂议事,仍一月一赴经筵。
文老头对自己的小师弟,真正算是做到了扶上马,送一程,如今见到苏油年纪虽然不大,做事却非常老成老练,乐得撒手享清闲。
在程颐被贬出京城之后,吕公著对苏油的态度也发生了一些微妙的变化,连连上书乞老。
不过苏油对他却一如既往的尊重,对于保守派的其他人如韩维、范祖禹、范纯仁、吕大防,都是信任倚仗,大胆放权,最终让吕公著渐渐平静了下来,最近也不再上书了。
私下里两人还就程颐和苏轼的去留问题探讨过,最后达成了一致。
程颐充其量只能将之定义为一个民间学者,作为官员是不合格的。
苏轼天份倒是很高,但是性格决定命运,司马光说得对,那脾性要是不改,一个翰林学士加中书舍人就算是到头了。
辛卯,以苏元贞奏春夏大旱故,诏:“自今月十一日,避正殿,减常膳,公卿大夫其勉修厥职,共图消复。”
丁酉,用范纯仁之言,以四方牒诉上尚书省,或冤抑不得直,令御史分察之。
己亥,太皇太后以旱,权罢受册礼,诏诸路监司分督郡县刑狱。
甲辰,苏油收到司天监的气象监测,空气湿度和气压已经变化,奏请太皇太后与赵煦乞雨中太一宫。
高滔滔欲献发,示身代牺牲,虔诚乞雨之意。
苏油等群臣纷纷上奏,苦谏不可。
高滔滔命赵煦示截发与群臣,说道:“发已经截了,你们看着办吧。”
乃下诏,文辞有曰:“苟有利于万民,朕何爱乎发肤!”
诰词由苏轼执笔,摘录的太皇太后原话,感天动地,不五日而雨,北方旱情到此解除。
汴京百姓从《时报》上读到文章,纷纷痛哭,冒雨到宣德门跪聚叩首,高呼万岁。
乙巳,辽南府宰相王绩卒,赈上京及平、锦、来三州饥。
大宋开科取士,赐进士刘焘等并诸科及第、出身共一千一百二十二人。
高滔滔命赐新增释褐进士钱百万,酒五百壶,为期集费。
太学刘焘成了新科状元,章援第二,章持第八,其余如陈师道、张珏、舒成、文潜等皆中。
最神奇的是揭榜之时,那个被苏轼从黜落试卷当中捡拔出来,置之第五名的孙勰,殿试成绩依然是第五!
众人到此,方服苏轼慧眼独具之明。
苏油如今也成了大佬,陪同赵煦主持金明池宴会,必须写诗奖掖后进,其中就有“重五玉阶今有数,无双青眼昨何如”一句,记录这段传奇故事。
戊申,以甘霖解旱,御殿,复膳。辽命出户部司粟,海云寺进济民钱千万,赈诸路流民及义州之饥。
先是熙、丰法度,司马光欲一切厘正,李清臣固争之,以为不可。
苏油入相后,乞纳李清臣于谏议之列,从之。
五月,户部李常进奏《元祐会计统计册》《元祐户部会计统计条例》,第一次将国家财计和预算规划,以及户部会计和统计制度做成文档汇编。
两部书统称为《会计录》,虽然整整晚了五个月,但是好歹算是做出来了。
这个真不怪李常,主要是历史欠账太多,这个进度,已经让苏油感到欣慰了。
根据统计,宋朝在熙宁初年,国家财政收入为一亿两千万贯。
其中国家地亩四百五十万顷,丁农两税收入为五千万贯,商税三千万贯,其余四千万贯是朝廷和皇室专营酒曲盐茶铜铁等收益。
在此之前,这些收入全部算作国家财政收入,其中两税还多是粮食、马料、丝麻等折算而成。
支出方面,由于四冗之故,加上连年的战争、灾荒、朝廷臃肿,黄河泛滥,一亿两千万贯根本留不住,最好的年成盈余七百万贯,而其后一般都会跟上两三年的赤字,让国库越来越空。
到了元祐元年,情势大为好转,国家地亩增加到了八百五十万顷。
但是丁农二税并没有翻番,这是因为南海、宁夏等地的农业优惠政策,以及给以前的青苗、市易、常平诸法买单,该免的尽数罢免,所以两税只增加到了七千五百万贯。
但是商税却获得了可喜的增长,除了各地工商大兴,海贸大兴外,还有四通商号这个庞然大物的拆解,让宗室产业也纳入到了朝廷征税的对象当中。
大宋到今天,光商税就高达一亿贯,远远超过了农税,丁税,成为大宋第一大税种。
其中几处市舶司的贡献就高达六千万贯之巨,外贸出口行业,又成了商税里边的大宗。
除去这些,其实还有皇室产业资产的盈利,这部分收益也非常可观。
如果按照以往的计算方法,将这些也纳入国家收入的话,妥妥突破两亿贯。
不过李常给皇家留了面子,只将谁都瞒不住的那部分,就是朝廷和内库平分的东胜洲收益纳入统计,做成一千五百万贯。
因此总算起来,国家收入如今已经到了一亿九千万贯之巨。
不过支出方面却并没有什么结余,根据苏油的安排,赵宋家天下,内库的收入虽然不纳入国家统计,但是苏油从高滔滔那里要来了一条保证,就是内库必须常年保持六千万贯的国家风险拨备,在国家需要的时候,作为应急基金。
这六千万贯算是给国家经济保底之用,平时坚决不能动,剩下的的才能作为皇家产业的投资资金。
同样的,户部也必须常年保证四千万贯的“库底”,作为应急之需,其余的量入为出,略有盈余就好。
财政是一个流通循环的过程,全压在家里只能长霉,毫无用处。
而这两个底库如今早就满了,这还没算作为战争拨备的封桩库、元丰库。
所以这一亿九千万贯,基本也留不下,但是用处却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。
新军是一头吞金的猛兽,大宋的军人,在熙宁年间,将乱七八糟的厢军、州军、义勇、乡弓手、巡检、盐丁库丁蛮夷蕃军等都算上,高达两百万之多。
现在这些乱七八糟的“军队”基本都被裁撤完毕,变成了生产力量,大宋只保留了新旧两种职业军队,人数减少了到了四十万。
不过军费依旧高达五千万贯,其中新军装备马匹就花了一千万贯,剩下的还有造船造枪炮,以及新旧军俸禄。
这里也能看出两军待遇的差别。
剩下的支出里边,有一千万贯的官吏俸禄,一千万贯的宗室补贴,以及三百万贯新增的折冲府的警察薪俸。
剩下的一亿一千万贯,朝廷要拿去维护各地官府,修路、防河、开水利、筑城、建学校、弥补仓库损耗、维护漕运、救灾、赈济、开矿、通海、赏赐蕃夷等诸多方面。
这里边很多方面都是有良性产出效应的,财政支出结构已经发生了彻底改变。
虽然同样是支出,但是元祐年的国家财政支出,和熙宁年的国家财政支出,已经不可同日而语。
而且在收入实物构成方面也出现了极大的调优,大宋解决了钱荒之弊后,这些收入除了粮食部分保持不变,更多的以货币形式体现,也是这次统计预算的亮点。
有了充足的货币流通供应,“丁银入地”这项政策才能有根基和土壤,否则就会如在明朝那般,沦为害民之政。
现在已经有了可行的曙光。
这还只是金字塔的最上层,民间财富从元丰改制后开始积累,远远大于这个账面数目。
皇宋银行财务报告显示,如今大宋流通的宝钞,已经高达五亿贯,舶来钱高达一亿贯。
赵颢在经济学院提出了一个设想,就是铜本位应当淘汰,将库铜用于国家建设,转而收纳金银,以金银本位代替铜本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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