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一千七百五十章 刘奉世
第一千七百五十章刘奉世
绍圣元年的九月,是一个大丰收。
包括河北四路。
除了遭遇灾害的漳河流域,哪怕是地震,对太原的影响都不大。
不过也正因为漳河的这次灾害,彻底改变了大名府的农业结构,玉黍和土豆,成了这一带今年栽种最普遍的作物。
李辛娘的吴家庄倒是不在此列,辛娘眼光老辣,她全部补种了高粱。
然后通过酿酒产业,将粮食和钱赚回来。
高粱对酿酒业之所以重要,是因为高粱在发酵过程中,会产生其他粮食作物无法产生的一些芳香有机物,对酒的醇厚和芳香具有重要作用。
和董非的烧刀子主要走外贸和卖给国内中下阶层不一样,吴家酒庄的美酒,市场主要在内地和中上阶层。
因此高粱就非常重要了。
除此之外,高粱秸秆含糖量也颇高,牲畜也喜欢吃。
新任户部尚书刘正夫上奏朝廷,请许以玉黍、马铃薯加入国家粮税序列,只有一个前提,就是这些地区必须建设有玉黍加工厂和淀粉加工厂。
对地方上来说这是一项具有无尽好处的措施,对老百姓来说更是如此。
明明是高产的好粮食,但是因为保质期问题朝廷就不收,自家又只能保存半年,这就导致想多种都受限制。
除非养猪养鸡鸭。
但是养猪养鸡鸭都满足之后,想继续扩大种植面积,就不太可能了。
一家人能伺候五头大肥猪就已经是极限。
现在好了,加工问题国家帮助解决后,两种粮食的保管期就从半年变成一年,如果保管得当,极限甚至到三年都还能吃,这就达到了小麦和稻米的水平。
国家商品粮库,今后会主要流通这一部分,口子就算是打开了。
这将给国家农业税收带来一个可以预见的增长期,蔡京这机灵鬼立即上奏,表示支持刘正夫的办法,同时提出加强版,国家正式改革税制!
深水区,这无疑是进入了真正的深水区。
国税地税分离,不仅仅是曾经困扰过后世的大问题,也是从封建王朝成立开始就一直存在的大问题。
问题的核心就是中央和地方怎么分税收这个大馍馍。
另一时空的蔡京,因为怂恿宋徽宗搞“丰亨豫大”,抛弃国家预算制度,又搞“以新换旧”,将一百多年来一直坚挺的盐引制度搞坏,导致国家经济彻底崩溃。
因为“前科”过于吓人,所以苏油在许蔡京投靠之后的第一件事情,就是命他研究张方平的《金融论》,并且还要沉心研究国朝税制,还必须写出像样的论文来。
关于经济、金融和税收,一直是两人信件来往当中的重要话题,数十年间从未中断过。
因此这个时空的蔡京,从《宝泉引缀》摆上赵顼案头那一天起,就已经成了毫无争议的国家宏观经济专家。
大宋的税收主要是国税,名义上,基本都是国税,国家财富集中于京城,所谓“天下贡赋输汴京”。
地方有需求,就要打报告申请,获得批准之后才能截留一部分。
这种抽干水的体制,虽然保证了中央政权的安稳,但是却造成了地方经济发展的严重受限。
而国家的水最终还是来自于地方,这就导致了一种恶性循环。
地方经济发展不起来,水越来越少,最后造成的依旧是国家的大衰弊,想抽水,结果连井都干了。
还有一个痛点,就是苦于地方用度不足,地方官们就开始有针对性地设计各种名目的苛捐杂税,然后将之加到治下老百姓的头上。
如果将玉黍和土豆两种高产作物纳入农税税源,无疑就拓宽了地方增加税收的空间,蔡京认为时机已然成熟,可以将自己和司徒讨论过很多年的税制改革提上日程了。
国地分离。
这个政策的核心就是将商税收归国有,农税分作两部分,按照比例由中央和地方合理分配。
农税空间打开后,这个方案就能够刺激地方建设粮食加工厂,鼓励农户种植高产农作物,之后农税会大增,地方将从中获得更多的截留,短期内让地方官们感觉到“滋润”。
因为在增长期,因此中央也不会因农税分流,而带来太大的农税下降。
这就相当于将高产作物带来的农税增长这部分,留给了地方。
不过要以商税作为交换。
大宋大多数地方都还是以农为主,这其实是用商业的长期远期利益,与农业的近期利益来了个交换。
再发展十年,工商的税收会远远超过农税,地方官们才能够发现自己治下的“优良资产”,通过这样的方式被被朝廷“骗走了”,捡了芝麻,丢了西瓜。
可是又有多少人会有这样的远见卓识呢?或者说就算有,三年一转的地方官,谁又能拒绝能够立马就到手的利益呢?
当然,每年的海外金银源源不断地流入,也给了蔡京这样的底气。
如果这项改革能够成功,可以想象,必将让大宋更加的繁荣昌盛,而蔡京在天下百姓、地方官员、朝臣和陛下的心里,地位必将有个明显上升,贤相之名,必然拿捏得死死的。
不过蔡京也不敢胡乱作为,毕竟这是司徒首议,两人探讨切磋了多年的政策,只是正好在自己的任上,各项时机都成熟了而已。
于是蔡京给苏油去了一封长信,话里话外的意思,就是想要得到苏油的支持,也表示自己不是想争功,的确是大宋如今,需要这样的政策了而已。
苏油收到信后不禁好笑,蔡京这老小子没有自己的盘算那是不可能的,可谁叫人家运气好呢?
于是给蔡京回信,元长你尽管放手施为,我在外路为你摇旗呐喊,河北四路,就是你实施税制改革的排头兵,先锋队!
蔡京不禁大喜,上奏赵煦,请求施行税制改革,税种分离。
这个题目赵煦是知道的,苏油早就告诉过他,经济发展与经济政策这一对矛盾的相互关系。
但是最根本的,是要给地方经济解绑,让经济先发展起来,保证各口井里的水越来越多,国家才能最终获得好处。
想吃肉,就要杀肥猪,而不要去蚊子腿上刮,否则费力无尽还不讨好。
国家也如同一个工坊,工坊的生产效益要是还不够给干活的工人发工资,这就叫投入产出倒挂,那工坊就该倒毙了。
于是赵煦准奏,许蔡京先期于汴京、两浙、蜀中、陕西、河北试行,之后总结经验吸取教训,第二期推广到两淮、宁夏、河西、广东、南海,再之后,全国施行。
同时下诏户部要造作改制后的国家财政收入预算,以及地方留存的数额;
刑部要制定出关于使用地税的相关法令法规,同时制定出地方官私增税源的处罚规定。
吏部要对地方官员进行培训,吏部试中也要加入这些内容。
这是一种工作方式的改变,以往的政令,往往就是一句话,地方官员拿着那句话,甚至连朝中正管衙门都找不到。
现在则是所有部门围绕一项中央政策,全体都要出谋出力,大家在自己的一亩三分地内,想好要为这项政策的推行干哪些活。
最开心的莫过于首相蔡京,在这个过程当中,他的相权得到了加强,以他的能力,在足够的支持下,完全有把握炒出一盘好菜来。
司徒每每挂在嘴边那句咋说的?大家好,才是真的好……
……
苏油今年其实有些苦恼,主要是王彦弼走了自己的活又多了。
好不容易来了个章惇,刚刚将定州料理得当,转眼又被支使去了太原。
不过好处就是继任章惇的刘奉世,远不如章惇那么激进,改元之年嘛,求稳这个政治主题才是正确的。
刘奉世是大清官,如今河北四路,别的地方囤积的资储足以支撑两场大战,而定州因为地理条件不大有利,苏油安排的是囤积四场大战所需。
资储多了,对官吏的廉洁程度要求就得高,章惇在这方面手比较松,换成刘奉世就不一样。
到任伊始就严肃风气,狠狠整治了几名官员,之后带着提刑和检察巡查各州,意思是发现问题即行处置,当场会同签字走完流程,决不过夜。
吓得知州们战战兢兢,真定一路官场风气顿时大变。
刘奉世是大保守派,大名鼎鼎的“墨庄三刘”最后一人,是著名的历史学家、刑法专家、文学家,但是性格却又喜诙谐,类似东方朔、刘罗锅那种人物。
他要整治起官员来,那真是花样无穷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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绍圣元年的九月,是一个大丰收。
包括河北四路。
除了遭遇灾害的漳河流域,哪怕是地震,对太原的影响都不大。
不过也正因为漳河的这次灾害,彻底改变了大名府的农业结构,玉黍和土豆,成了这一带今年栽种最普遍的作物。
李辛娘的吴家庄倒是不在此列,辛娘眼光老辣,她全部补种了高粱。
然后通过酿酒产业,将粮食和钱赚回来。
高粱对酿酒业之所以重要,是因为高粱在发酵过程中,会产生其他粮食作物无法产生的一些芳香有机物,对酒的醇厚和芳香具有重要作用。
和董非的烧刀子主要走外贸和卖给国内中下阶层不一样,吴家酒庄的美酒,市场主要在内地和中上阶层。
因此高粱就非常重要了。
除此之外,高粱秸秆含糖量也颇高,牲畜也喜欢吃。
新任户部尚书刘正夫上奏朝廷,请许以玉黍、马铃薯加入国家粮税序列,只有一个前提,就是这些地区必须建设有玉黍加工厂和淀粉加工厂。
对地方上来说这是一项具有无尽好处的措施,对老百姓来说更是如此。
明明是高产的好粮食,但是因为保质期问题朝廷就不收,自家又只能保存半年,这就导致想多种都受限制。
除非养猪养鸡鸭。
但是养猪养鸡鸭都满足之后,想继续扩大种植面积,就不太可能了。
一家人能伺候五头大肥猪就已经是极限。
现在好了,加工问题国家帮助解决后,两种粮食的保管期就从半年变成一年,如果保管得当,极限甚至到三年都还能吃,这就达到了小麦和稻米的水平。
国家商品粮库,今后会主要流通这一部分,口子就算是打开了。
这将给国家农业税收带来一个可以预见的增长期,蔡京这机灵鬼立即上奏,表示支持刘正夫的办法,同时提出加强版,国家正式改革税制!
深水区,这无疑是进入了真正的深水区。
国税地税分离,不仅仅是曾经困扰过后世的大问题,也是从封建王朝成立开始就一直存在的大问题。
问题的核心就是中央和地方怎么分税收这个大馍馍。
另一时空的蔡京,因为怂恿宋徽宗搞“丰亨豫大”,抛弃国家预算制度,又搞“以新换旧”,将一百多年来一直坚挺的盐引制度搞坏,导致国家经济彻底崩溃。
因为“前科”过于吓人,所以苏油在许蔡京投靠之后的第一件事情,就是命他研究张方平的《金融论》,并且还要沉心研究国朝税制,还必须写出像样的论文来。
关于经济、金融和税收,一直是两人信件来往当中的重要话题,数十年间从未中断过。
因此这个时空的蔡京,从《宝泉引缀》摆上赵顼案头那一天起,就已经成了毫无争议的国家宏观经济专家。
大宋的税收主要是国税,名义上,基本都是国税,国家财富集中于京城,所谓“天下贡赋输汴京”。
地方有需求,就要打报告申请,获得批准之后才能截留一部分。
这种抽干水的体制,虽然保证了中央政权的安稳,但是却造成了地方经济发展的严重受限。
而国家的水最终还是来自于地方,这就导致了一种恶性循环。
地方经济发展不起来,水越来越少,最后造成的依旧是国家的大衰弊,想抽水,结果连井都干了。
还有一个痛点,就是苦于地方用度不足,地方官们就开始有针对性地设计各种名目的苛捐杂税,然后将之加到治下老百姓的头上。
如果将玉黍和土豆两种高产作物纳入农税税源,无疑就拓宽了地方增加税收的空间,蔡京认为时机已然成熟,可以将自己和司徒讨论过很多年的税制改革提上日程了。
国地分离。
这个政策的核心就是将商税收归国有,农税分作两部分,按照比例由中央和地方合理分配。
农税空间打开后,这个方案就能够刺激地方建设粮食加工厂,鼓励农户种植高产农作物,之后农税会大增,地方将从中获得更多的截留,短期内让地方官们感觉到“滋润”。
因为在增长期,因此中央也不会因农税分流,而带来太大的农税下降。
这就相当于将高产作物带来的农税增长这部分,留给了地方。
不过要以商税作为交换。
大宋大多数地方都还是以农为主,这其实是用商业的长期远期利益,与农业的近期利益来了个交换。
再发展十年,工商的税收会远远超过农税,地方官们才能够发现自己治下的“优良资产”,通过这样的方式被被朝廷“骗走了”,捡了芝麻,丢了西瓜。
可是又有多少人会有这样的远见卓识呢?或者说就算有,三年一转的地方官,谁又能拒绝能够立马就到手的利益呢?
当然,每年的海外金银源源不断地流入,也给了蔡京这样的底气。
如果这项改革能够成功,可以想象,必将让大宋更加的繁荣昌盛,而蔡京在天下百姓、地方官员、朝臣和陛下的心里,地位必将有个明显上升,贤相之名,必然拿捏得死死的。
不过蔡京也不敢胡乱作为,毕竟这是司徒首议,两人探讨切磋了多年的政策,只是正好在自己的任上,各项时机都成熟了而已。
于是蔡京给苏油去了一封长信,话里话外的意思,就是想要得到苏油的支持,也表示自己不是想争功,的确是大宋如今,需要这样的政策了而已。
苏油收到信后不禁好笑,蔡京这老小子没有自己的盘算那是不可能的,可谁叫人家运气好呢?
于是给蔡京回信,元长你尽管放手施为,我在外路为你摇旗呐喊,河北四路,就是你实施税制改革的排头兵,先锋队!
蔡京不禁大喜,上奏赵煦,请求施行税制改革,税种分离。
这个题目赵煦是知道的,苏油早就告诉过他,经济发展与经济政策这一对矛盾的相互关系。
但是最根本的,是要给地方经济解绑,让经济先发展起来,保证各口井里的水越来越多,国家才能最终获得好处。
想吃肉,就要杀肥猪,而不要去蚊子腿上刮,否则费力无尽还不讨好。
国家也如同一个工坊,工坊的生产效益要是还不够给干活的工人发工资,这就叫投入产出倒挂,那工坊就该倒毙了。
于是赵煦准奏,许蔡京先期于汴京、两浙、蜀中、陕西、河北试行,之后总结经验吸取教训,第二期推广到两淮、宁夏、河西、广东、南海,再之后,全国施行。
同时下诏户部要造作改制后的国家财政收入预算,以及地方留存的数额;
刑部要制定出关于使用地税的相关法令法规,同时制定出地方官私增税源的处罚规定。
吏部要对地方官员进行培训,吏部试中也要加入这些内容。
这是一种工作方式的改变,以往的政令,往往就是一句话,地方官员拿着那句话,甚至连朝中正管衙门都找不到。
现在则是所有部门围绕一项中央政策,全体都要出谋出力,大家在自己的一亩三分地内,想好要为这项政策的推行干哪些活。
最开心的莫过于首相蔡京,在这个过程当中,他的相权得到了加强,以他的能力,在足够的支持下,完全有把握炒出一盘好菜来。
司徒每每挂在嘴边那句咋说的?大家好,才是真的好……
……
苏油今年其实有些苦恼,主要是王彦弼走了自己的活又多了。
好不容易来了个章惇,刚刚将定州料理得当,转眼又被支使去了太原。
不过好处就是继任章惇的刘奉世,远不如章惇那么激进,改元之年嘛,求稳这个政治主题才是正确的。
刘奉世是大清官,如今河北四路,别的地方囤积的资储足以支撑两场大战,而定州因为地理条件不大有利,苏油安排的是囤积四场大战所需。
资储多了,对官吏的廉洁程度要求就得高,章惇在这方面手比较松,换成刘奉世就不一样。
到任伊始就严肃风气,狠狠整治了几名官员,之后带着提刑和检察巡查各州,意思是发现问题即行处置,当场会同签字走完流程,决不过夜。
吓得知州们战战兢兢,真定一路官场风气顿时大变。
刘奉世是大保守派,大名鼎鼎的“墨庄三刘”最后一人,是著名的历史学家、刑法专家、文学家,但是性格却又喜诙谐,类似东方朔、刘罗锅那种人物。
他要整治起官员来,那真是花样无穷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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