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108章
从此,他作了康有为的信徒,直至辛亥革命爆发之时为止。
梁启超在十七岁中举,主考是贵州省贵筑县人李端棻。李端棻爱他的才,把堂妹嫁给他。这一年,是光绪十五年。
不久,他拜康有为为师。康比他年长十五岁,这时候已经从北京上了第一次书回来,名震天下。次年,康在广州长兴里设了一个私人讲学机构,称为“万木草堂”,梁就成了经常听讲的弟子之一。其他的弟子有陈礼吉、麦孟华等人。
万木草堂在光绪十八年移到卫边街邝公祠,在光绪十九年移到府学仰高祠。梁启超一直随着康有为“搬家”。康的一套理论,在这三年之中启发了梁启超的智慧。
其后康、梁二人在思想上发生歧异。康醉心于廖平(季平)的所谓“今文学”,而更进一步认为《周礼》、《左氏春秋》、《诗经毛氏传》,都是王莽叫刘歆伪造的(《新学伪经考》),又认为尧舜“其人有无不可知;即有,亦极寻常”(《孔子改制考》)。梁呢,在从康以前,已经有了相当好的经史基础,喜欢实事求是,不欲卷入“今文”与“古文”之争,更不愿附和“孔子改制”之说。康的成见甚深,一言既出,宁死也不认错,自称“吾学三十岁已成,此后不复有进,亦不必求进”;梁则“太无成见”,“不惜以今日之我向昨日之我挑战”。
然而师生二人均十分爱国,均确信中国惟有“立宪”才能转弱为强。
至于立什么样子的宪,有什么力量足以支持所立的宪,康不曾加以深思熟虑。梁在当时年纪还轻,只是受康的驱策,作奔走宣传而已。到了光绪二十一年四月间,康、梁二人与康的另一弟子麦孟华,都在北京参加会试(考进士),就联合了各省的举人六百名(连他们一共是六百零三名)分批“上书”,交到都察院,其后又全体联名签署了一封“万言书”,也交到都察院。但是都察院始终不肯转给光绪皇帝。
这万言书是康氏八次上书之中的第二次。万言书内的意见极多,开头是反对“马关条约”,主张不予批准换文,迁都关中(陕西)或太湖流域,对日长期作战。其次是有关富国强兵的种种措施,如练军、选将、制械、筑铁路、造轮船、制机器、开矿、铸银元、印钞票、办邮政、务农、劝工、惠商、恤贫,等等。再其次是启迪民智,如立学校、办报馆,文科举以策论代替八股,武科举以兵法与战术代替弓马。最后是,改革官制,裁撤闲散机关,成立国会。这一封万言书,是梁启超写的,但全由康有为授意,稿成以后也经过康有为核正。
“举人”只是一种学位,不是官阶。几百名无官阶的“布衣”,连名向皇帝上书,在清朝的历史上是一种创举。康、梁不愧为“开风气”的时代先锋。
他们而且“聚众集会”。第一次会,是在四月初六日左右,开会的地点是明朝忠臣杨涟的故宅松筠庵,被邀的便是各省业已赞成联名上书的举人。
三个月以后,康、梁又在北京创设一个“强学会”,参加的已不只是举人,而包括了当时的名流硕彦,并且获得名公巨卿的支持。
在“万言书”被都察院拒收以后、强学会成立以前,梁启超与麦孟华曾经办了一种小型杂志,称为“中外纪闻”,附在政府的“宫门抄”(官报)之内,免费赠送给“宫门抄”的阅者。办了一个多月,因“谣言纷起……送报人惧祸”,而终于停止。
强学会的大力支持者是孙家鼐。孙家鼐把自己的“孙家花园”借给强学会作为会址。另一位支持者是翁同龢。翁同龢让他的门生陈炽,出面与康有为联名请客,于宴席上提出了发起强学会的建议。其后,翁同龢的侄孙翁斌孙,也是奔走筹款的一人。
此外,翁的门生文廷式,李鸿藻的门生张孝谦,曾国藩的长孙曾广钧,张之洞的儿子张权、张之洞的门生杨锐,都成了强学会的热心份子。
袁世凯与他的好友徐世昌,也出了不少力,袁世凯本人而且捐出三百元。各省督抚认捐的颇为涌跃:直隶总督王文韶、两江总督刘坤一与湖广总督张之洞这三人,每人都答应捐出五千两。李鸿章的麾下名将宋庆与聂士成,也写下了几千两的数目。(这些款子,其后收到的不多,由于强学会成立了三个月便被查封。)强学会之所以被查封,传说是由于李鸿章想捐出二千两入会,康、梁认为李鸿章对日主和,是一个政敌,加以拒绝。于是李鸿章授意御史杨崇伊提出弹劾。
在强学会被查封时(光绪二十一年十一月),麦孟华已经用捐得的款子,从上海买了不少新书来,北京的一家大书铺翰文斋也捐赠了很多的古书。两个月以后,孙家鼐奏称会址孙家花园是他自己的私产,请求启封,获准。会中的若干书籍照例充公,于是特设一个“官书局”加以收藏。这官书局于光绪二十四年百日维新之时,被并入京师大学堂,成为京师大学堂的图书馆。
康有为在强学会被封以前,早已到了上海,在上海成立一个强学分会。参加的名流有江苏的张謇、广东的黄遵宪、江西的陈三立(陈宝箴的儿子)、湖南的左孝同(左宗棠的儿子)、福建的沈瑜庆(沈葆桢的儿子)。强学分会的开办费一千五百两,是张之洞捐出来的。然而总会既经查封,分会的命运自不能久,只开了一次成立大会于张园,便无形瓦解。开办费除了房租等开销而外,还剩下墨币一千二百元。
次年三月间,梁启超便用这一千二百元,又请黄遵宪捐一千元、邹凌翰捐五百元,办了一种旬刊,称为《时务报》。
《时务报》每期的篇幅有三万字左右,其中四千字左右由梁启超执笔。梁的言论很激烈,“笔端常带感情”,很受一般读者欢迎。这《时务报》办了不到一年,销路超过一万份。
参加撰稿的人有七八位,包括梁铁君与其后转入孙中山的革命阵营的章炳麟(太炎)。梁铁君其后在北京谋刺慈禧太后,被杀。
梁启超办《时务报》办了一年多。在这一年多的期间,他先后发表不少的宏论,包括十多篇“变法通议”。他认为教育是“变法之本”,可谓抓住了要点。他又认为满、汉的界限必须化除。化除的方法是:(一)满人归入各省各县籍贯,而不再称为某军、某旗之人;(二)满、汉通婚;(三)裁并满人的官缺,鼓励满人从事生产活动。
除了办报以外,梁启超同时也开办了一家“大同译书局”,协助经元善的夫人设立一所女子学校,联合了若干头脑新颖的人士发起“不缠足会”。
他因此而结交了不少长江流域的学者名流,获得很多达官贵人的赞赏与支持。严复、马良、孙诒让、张謇,对他均有好感。驻美公使伍廷芳,寄了治装费来,请他去美国担任二等参赞。王文韶、张之洞、盛宣怀,奏请将他“交铁路大臣差遣”。张之洞而且函聘他去武昌,当一个入幕之宾。他都不曾去。
有一位四川达县的老翰林,官职虽小而眼光颇远,杭州府钱塘县知事吴季清,愿意负担梁启超的生活费三年与两个外国教员的薪金(一英、一法),劝他搬到西湖来住,好好读三年外国书,蔚成大器。可惜,梁启超却不过湖南巡抚陈宝箴的邀请。在光绪二十三年九月去了长沙,充任“时务学堂”的总教习。
时务学堂原为王先谦所“私立”,被陈宝箴收为官办,以熊希龄为总理,以王先谦、张祖同、黄自元为董事,实际上的校务与教务则交由梁启超主持。“分教习”统由梁启超聘请,其中有一个是唐才常。第一期的学生四十人,包括蔡锷、范源廉、林圭、毕永年。
时务学堂在原则上是低于京师大学堂一级的“高等学堂”(相当于今天的高级中学),而事实上是一种改良的书院,与康有为的“万木草堂”相仿。它所不同于万木草堂的是,康注重自己的特殊学说的宣扬,而粱则是为了暗中准备“湖南独立”而训练干部。康是一人独教,而所想教的包括中国固有的义理、词章、考据、史地、礼乐书数、图枪(代替“射御”),与外国的史地、格致、政治、群学(社会学)、语言文字、演说、体操,外加“游历”(每年于假期中举行)。梁在时务学堂,请了六七位中国人与一位外国人当分教习,分工合作担任经、史、子与“西籍”四科。他自己所担任的,只是“总其成”的工作,然而也每天上课四小时,每晚亲自批答学生的札记。
时务学堂的一个最大特点,是注重学生的人格教育。梁启超手订“学约”十条:立志、养心、治身、读书、穷理、学文、乐群、摄生、经世、传教。所谓“读书”,只是这十条之中的第三条而已。在立志的一条之中,他教学生以孟子、范仲淹、顾亭林为模范。在养心的一条之中,他教学生打破苦乐关头、生死关头、毁誉关头。
在治身的一条之中,他教学生每天在就寝以前检讨自己的过失,记在日记簿上。
最重要的,是最后两条:“经世”与“传教”。经世,是“治天下”;必须研究“治天下之理”与“治天下之法”。传教,是“孔子之教,非徒治一国,乃以治天下。当共矢宏愿,以传孔子大同之教于天下。”
梁启超在时务学堂所作的讲演与所写札记批语,充满了对荀子以来若于儒家学说的批评,因此便引起了王先谦等人的不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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梁启超在十七岁中举,主考是贵州省贵筑县人李端棻。李端棻爱他的才,把堂妹嫁给他。这一年,是光绪十五年。
不久,他拜康有为为师。康比他年长十五岁,这时候已经从北京上了第一次书回来,名震天下。次年,康在广州长兴里设了一个私人讲学机构,称为“万木草堂”,梁就成了经常听讲的弟子之一。其他的弟子有陈礼吉、麦孟华等人。
万木草堂在光绪十八年移到卫边街邝公祠,在光绪十九年移到府学仰高祠。梁启超一直随着康有为“搬家”。康的一套理论,在这三年之中启发了梁启超的智慧。
其后康、梁二人在思想上发生歧异。康醉心于廖平(季平)的所谓“今文学”,而更进一步认为《周礼》、《左氏春秋》、《诗经毛氏传》,都是王莽叫刘歆伪造的(《新学伪经考》),又认为尧舜“其人有无不可知;即有,亦极寻常”(《孔子改制考》)。梁呢,在从康以前,已经有了相当好的经史基础,喜欢实事求是,不欲卷入“今文”与“古文”之争,更不愿附和“孔子改制”之说。康的成见甚深,一言既出,宁死也不认错,自称“吾学三十岁已成,此后不复有进,亦不必求进”;梁则“太无成见”,“不惜以今日之我向昨日之我挑战”。
然而师生二人均十分爱国,均确信中国惟有“立宪”才能转弱为强。
至于立什么样子的宪,有什么力量足以支持所立的宪,康不曾加以深思熟虑。梁在当时年纪还轻,只是受康的驱策,作奔走宣传而已。到了光绪二十一年四月间,康、梁二人与康的另一弟子麦孟华,都在北京参加会试(考进士),就联合了各省的举人六百名(连他们一共是六百零三名)分批“上书”,交到都察院,其后又全体联名签署了一封“万言书”,也交到都察院。但是都察院始终不肯转给光绪皇帝。
这万言书是康氏八次上书之中的第二次。万言书内的意见极多,开头是反对“马关条约”,主张不予批准换文,迁都关中(陕西)或太湖流域,对日长期作战。其次是有关富国强兵的种种措施,如练军、选将、制械、筑铁路、造轮船、制机器、开矿、铸银元、印钞票、办邮政、务农、劝工、惠商、恤贫,等等。再其次是启迪民智,如立学校、办报馆,文科举以策论代替八股,武科举以兵法与战术代替弓马。最后是,改革官制,裁撤闲散机关,成立国会。这一封万言书,是梁启超写的,但全由康有为授意,稿成以后也经过康有为核正。
“举人”只是一种学位,不是官阶。几百名无官阶的“布衣”,连名向皇帝上书,在清朝的历史上是一种创举。康、梁不愧为“开风气”的时代先锋。
他们而且“聚众集会”。第一次会,是在四月初六日左右,开会的地点是明朝忠臣杨涟的故宅松筠庵,被邀的便是各省业已赞成联名上书的举人。
三个月以后,康、梁又在北京创设一个“强学会”,参加的已不只是举人,而包括了当时的名流硕彦,并且获得名公巨卿的支持。
在“万言书”被都察院拒收以后、强学会成立以前,梁启超与麦孟华曾经办了一种小型杂志,称为“中外纪闻”,附在政府的“宫门抄”(官报)之内,免费赠送给“宫门抄”的阅者。办了一个多月,因“谣言纷起……送报人惧祸”,而终于停止。
强学会的大力支持者是孙家鼐。孙家鼐把自己的“孙家花园”借给强学会作为会址。另一位支持者是翁同龢。翁同龢让他的门生陈炽,出面与康有为联名请客,于宴席上提出了发起强学会的建议。其后,翁同龢的侄孙翁斌孙,也是奔走筹款的一人。
此外,翁的门生文廷式,李鸿藻的门生张孝谦,曾国藩的长孙曾广钧,张之洞的儿子张权、张之洞的门生杨锐,都成了强学会的热心份子。
袁世凯与他的好友徐世昌,也出了不少力,袁世凯本人而且捐出三百元。各省督抚认捐的颇为涌跃:直隶总督王文韶、两江总督刘坤一与湖广总督张之洞这三人,每人都答应捐出五千两。李鸿章的麾下名将宋庆与聂士成,也写下了几千两的数目。(这些款子,其后收到的不多,由于强学会成立了三个月便被查封。)强学会之所以被查封,传说是由于李鸿章想捐出二千两入会,康、梁认为李鸿章对日主和,是一个政敌,加以拒绝。于是李鸿章授意御史杨崇伊提出弹劾。
在强学会被查封时(光绪二十一年十一月),麦孟华已经用捐得的款子,从上海买了不少新书来,北京的一家大书铺翰文斋也捐赠了很多的古书。两个月以后,孙家鼐奏称会址孙家花园是他自己的私产,请求启封,获准。会中的若干书籍照例充公,于是特设一个“官书局”加以收藏。这官书局于光绪二十四年百日维新之时,被并入京师大学堂,成为京师大学堂的图书馆。
康有为在强学会被封以前,早已到了上海,在上海成立一个强学分会。参加的名流有江苏的张謇、广东的黄遵宪、江西的陈三立(陈宝箴的儿子)、湖南的左孝同(左宗棠的儿子)、福建的沈瑜庆(沈葆桢的儿子)。强学分会的开办费一千五百两,是张之洞捐出来的。然而总会既经查封,分会的命运自不能久,只开了一次成立大会于张园,便无形瓦解。开办费除了房租等开销而外,还剩下墨币一千二百元。
次年三月间,梁启超便用这一千二百元,又请黄遵宪捐一千元、邹凌翰捐五百元,办了一种旬刊,称为《时务报》。
《时务报》每期的篇幅有三万字左右,其中四千字左右由梁启超执笔。梁的言论很激烈,“笔端常带感情”,很受一般读者欢迎。这《时务报》办了不到一年,销路超过一万份。
参加撰稿的人有七八位,包括梁铁君与其后转入孙中山的革命阵营的章炳麟(太炎)。梁铁君其后在北京谋刺慈禧太后,被杀。
梁启超办《时务报》办了一年多。在这一年多的期间,他先后发表不少的宏论,包括十多篇“变法通议”。他认为教育是“变法之本”,可谓抓住了要点。他又认为满、汉的界限必须化除。化除的方法是:(一)满人归入各省各县籍贯,而不再称为某军、某旗之人;(二)满、汉通婚;(三)裁并满人的官缺,鼓励满人从事生产活动。
除了办报以外,梁启超同时也开办了一家“大同译书局”,协助经元善的夫人设立一所女子学校,联合了若干头脑新颖的人士发起“不缠足会”。
他因此而结交了不少长江流域的学者名流,获得很多达官贵人的赞赏与支持。严复、马良、孙诒让、张謇,对他均有好感。驻美公使伍廷芳,寄了治装费来,请他去美国担任二等参赞。王文韶、张之洞、盛宣怀,奏请将他“交铁路大臣差遣”。张之洞而且函聘他去武昌,当一个入幕之宾。他都不曾去。
有一位四川达县的老翰林,官职虽小而眼光颇远,杭州府钱塘县知事吴季清,愿意负担梁启超的生活费三年与两个外国教员的薪金(一英、一法),劝他搬到西湖来住,好好读三年外国书,蔚成大器。可惜,梁启超却不过湖南巡抚陈宝箴的邀请。在光绪二十三年九月去了长沙,充任“时务学堂”的总教习。
时务学堂原为王先谦所“私立”,被陈宝箴收为官办,以熊希龄为总理,以王先谦、张祖同、黄自元为董事,实际上的校务与教务则交由梁启超主持。“分教习”统由梁启超聘请,其中有一个是唐才常。第一期的学生四十人,包括蔡锷、范源廉、林圭、毕永年。
时务学堂在原则上是低于京师大学堂一级的“高等学堂”(相当于今天的高级中学),而事实上是一种改良的书院,与康有为的“万木草堂”相仿。它所不同于万木草堂的是,康注重自己的特殊学说的宣扬,而粱则是为了暗中准备“湖南独立”而训练干部。康是一人独教,而所想教的包括中国固有的义理、词章、考据、史地、礼乐书数、图枪(代替“射御”),与外国的史地、格致、政治、群学(社会学)、语言文字、演说、体操,外加“游历”(每年于假期中举行)。梁在时务学堂,请了六七位中国人与一位外国人当分教习,分工合作担任经、史、子与“西籍”四科。他自己所担任的,只是“总其成”的工作,然而也每天上课四小时,每晚亲自批答学生的札记。
时务学堂的一个最大特点,是注重学生的人格教育。梁启超手订“学约”十条:立志、养心、治身、读书、穷理、学文、乐群、摄生、经世、传教。所谓“读书”,只是这十条之中的第三条而已。在立志的一条之中,他教学生以孟子、范仲淹、顾亭林为模范。在养心的一条之中,他教学生打破苦乐关头、生死关头、毁誉关头。
在治身的一条之中,他教学生每天在就寝以前检讨自己的过失,记在日记簿上。
最重要的,是最后两条:“经世”与“传教”。经世,是“治天下”;必须研究“治天下之理”与“治天下之法”。传教,是“孔子之教,非徒治一国,乃以治天下。当共矢宏愿,以传孔子大同之教于天下。”
梁启超在时务学堂所作的讲演与所写札记批语,充满了对荀子以来若于儒家学说的批评,因此便引起了王先谦等人的不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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