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20章
多尔衮也不准左懋第等改葬崇祯皇帝,更不准他们慰问吴三桂。他们给吴三桂带来的一万两银子、两千匹绸缎,被多尔衮的兵抢走。
左懋第等三人离开北京,回南京复命,走到沧州,左懋第与马绍愉被抓了回去,陈洪范一人被放回。原来,这陈洪范已经暗中降清,把南京的内情都告诉了多尔衮。多尔衮于是知道新政府不难消灭,就命令多铎把扫荡李自成的未了之事完全交给阿济格,转师东向,打开封、归德、泗州、淮安、扬州、南京。
这时候,高杰已被睢州的守将许定国杀死(许定国投降了清军),他的部队由外甥李本身(李本深)率领,但是李本身毫无能力,全军瓦解,李自己也降清。
多铎很不费力地来到扬州城下。史可法向南京要兵,南京不给;檄调各个地方的守将,来的仅有此时守住北洋河的刘肇基一人。这一位刘肇基,是辽东人,积功升至总兵,洪承畴在关外督师,不喜欢他,把他撤离故乡。史可法很赏识他,他感恩知己,便率领麾下四千人,到扬州来帮史科法作战到底。
刘肇基向史可法建议,在郊外与多铎的军队背城一战。但是史可法主张守城。史可法以为,只要能守几天,南京与各方的援兵总有来的。于是,守了七天七夜,城破。
城破以后,刘肇基率领他的四千壮士进行巷战,多数殉国。(刘肇基本人突出重围,其后于隆武二年在湖南武冈抵抗清军,被耿仲明捕杀。)史可法自刎,被左右拦阻,未死。左右把他拥到小东门,准备护他出城.遇到清兵,史可法大叫:“我就是史可法!”清兵捉了他去见多铎。多铎劝他降,史科法说:“天朝大臣,岂肯作万世罪人!”
史可法牺牲以后,清军把城内的明朝军民屠杀了十天。(有一位王季楚,侥幸未死,写下一部《扬州十日记》。这一部书在清朝末年被革命同盟会翻印,成为极有力量的反清宣传品。)
扬州城破,是在弘光元年(顺治二年,1645年)四月二十五日。十天以后,清军杀完了城内极大多数的明朝军民,渡过长江。
守着长江北岸瓜洲与仪真等处的郑鸿逵水师,抵敌不住。七天以后,弘光皇帝(福王)不战而逃,逃到太平(当涂),进不了城,又逃到芜湖,求黄得功保护。
又过了两天,清军到达南京城下,马士英挟了弘光皇帝的庶母跑掉,阮大铖也不知去向。全城的勋臣、文武大吏,由忻城伯赵之龙、大学士王铎、礼部尚书钱谦益等人领先,排了队,出城迎接,跪地投降。高杰的儿子高元照、“广昌伯”刘良佐,也先后率领二十三万骑兵、步兵,作了清朝的奴隶。
他们倘若肯把这二十三万兵分一半给史可法,则不仅扬州可保,南京可保,中原也一定可以光复。
多铎命令清军暂时不进南京,先在南京郊外杀一个痛快,抢一个饱。可怜成千成万的老百姓,又作了无辜的牺牲品。
多铎命令刘良佐作先锋,去打黄得功。刘良佐无勇气抗清,倒颇有勇气残杀自己的同类,黄得功中了箭,不愿意再活下去,他拔出这一枝箭,刺向自己的咽喉。
那只知修宫殿、选美女的弘光皇帝,被降将田雄捆了,送给清军当俘虏。清军把他解到北京,砍头。
那兵力最强的左良玉,和刘良佐同样怯于公战,勇于私斗,不敢打清军,偏要“东下”,想到南京抢马士英的位置。他的兵在贵池与黄得功的军队遭遇,被打败。他本人病死在九江。其后他的儿子左梦庚,在阿济格追赶李自成,追至九江之时,率领十三万兵、四万条船,降了阿济格。
刘泽清在安徽,迟疑了一个多月,到了七月四日,也率领全部兵丁投降。
方国安原在南京守城,见到大势已去,退浙江支持新的“监国”鲁王朱以海。郑鸿逵在清军渡江以后,也退到浙江。
多尔衮召回多铎,另派洪承畴到南京去,“以原官总督军务,招抚江南各省”。所谓原官,是洪承畴在明朝所做的官“太子太保、兵部尚书,右副都御史”。(皇太极收降他,一时未加任用,多尔衮把他带到北京,才“给还”了他这个明朝官职,而且加上了“同内院官佐理机务”这八个重要的字,事实上叫他入了内阁。)
洪承畴到南京以后,十分卖力,把各地前仆后继的义兵,摧残净尽。
《细说清朝》二八、奈何不了鲁王
福王被掳以后,潞王朱常淓在杭州受到巡抚张秉贞拥戴,于六月初六日出任监国,方国安与郑鸿逵都带了兵来。
多铎派贝勒博洛,率领拜尹图、阿山等人的兵来打。方国安吃了一个败仗,逃去严州(浙江建德)。
郑鸿逵劝潞王不必在杭州“建都”,应该到福建去徐图大举。潞王不听,郑鸿逵于是领了他的水军,陪唐王朱聿键去了福州。结果,这潞王当了若干天的监国,便开了杭州城门降清。富春江以东的各府各县,如绍兴、宁波、余姚等,纷纷接受贝勒博洛的招降。连驻在定海的总兵王之仁,也几乎变成了“新朝”的“佐命”。宁波有一个绅士谢三宾,甚至亲自去杭州,拜见博洛,以出卖桑梓(家乡)为得意。
在余姚,却有孙家绩与熊汝霖,于闰六月初九日杀掉知县王元如,举起义旗,使得降清的宁波知府朱之葵无法运米到杭州,献给博洛。
两天以后,宁波、鄞县有六位被俗人称为“狂生”的秀才,以董志宁为首,召集几千人在城隍庙开会,决心起义。他们公推一位年轻进士钱肃乐招兵买马,主持一切。
谢三宾暗中写信给定海总是王之仁,叫他带兵来宁波,杀钱肃乐和六位狂生。谢三宾而且说,杀了七人以后,送一千两银子给他,作为酬劳。
钱肃乐也写信给王之仁,责以大义。王之仁被钱肃乐感动,便死心塌地效忠于明。他到宁波来,当众宣布谢三宾的罪状。谢三宾认罪,捐一万两银子犒赏义兵,免死(其后他还是作了清朝的大官)。
大家商量了很久,觉得必须请出一个明朝的宗室作为监国,才能够号召。于是,一位举人张煌言当了大家的代表,去台州请鲁王朱以海出山。
朱以海是明太祖的十世孙,世居山东兖州。哥哥朱以派袭封鲁王,在皇太极的军队第五次进入长城之时殉国。朱以海幸免于难,崇祯皇帝令他继承朱以派的王位。吴三桂引了多尔衮偷占北京以后,朱以海一再逃难,逃到台州住下。
这时候,退休在东阳原籍的兵部尚书张国维,也来到台州,请朱以海出任艰巨。朱以海于弘光元年(顺治二年,1645年)七月十七日就了监国之职,一个月以后,张煌言随他北上,在绍兴建立新的政权。
绍兴是在孙嘉绩、熊汝霖发难于余姚的第二天,便响应了的。领袖章正宸也是一位书生。
鲁王到了绍兴,发表张国维为少傅兼太子太傅、兵部尚书、武英殿大学士,督师江上。张煌言被擢拔为翰林院修撰(这个职务,通常是只有状元才能充任的)。孙嘉绩、熊汝霖、钱肃乐均被任命为“都察院右佥都御史”。
余姚与鄞县的义兵,是支持鲁王的核心部队;加上王之仁所统率的正规军,与石浦游击张名振的水师,声势相当浩大。方国安赶来,表示愿意效力。(马士英与阮大铖也想来绍兴凑热闹,被张国维拒绝。)
张国维统率各军,渡富春江,收复富阳、于潜,沿富春江栽了木栅,浙西的各州、各县纷纷响应。
十月间,张国维对清军大举进攻,一连战了十天,每战皆胜,一直追至杭州的草桥门,不幸遇到大雨,弓弦潮湿,发不出箭,只得退兵。
其后,鲁王阵营的内部发生争饷、争地的纠纷。钱肃乐等人心太好,把浙东的税收完全交给王之仁与方国安,作为正规军的粮饷;因此,所有的义兵只能靠老百姓的捐款维持。日子久了,老百姓捐不出多少款子来,方、王二人又不肯分出所收的税。义兵的处境十分艰苦,就不免有骚扰老百姓的事件。方、王二人则有了税收还不满足,不但叫老百姓出捐款,而且掳了老百姓进行勒赎。方比王尤为可恶。浙东的民心、军心,大受影响。
这时候马士英与阮大铖已经来到方的军中,方在马、阮的怂恿之下,对鲁王怀了叛意。王呢,虽则军纪不好,却矢志抗清。王之仁于第二年(鲁监国元年顺治三年,l646年)三月间,与清军在杭州的统帅贝勒博洛拼死决战,获得太胜,毁了贝勒博洛的许多船只,夺得铁甲八百多副,渡江把贝勒博洛围困在杭州。
方国安冷眼旁观,王之仁缺乏后援,攻不下杭州,又只得撤退。
五月间,清军采取攻势,把方国安的营灶毁了。方国安着慌,突然回师到绍兴,劫了鲁王同去台州。张国维、钱肃乐等人,尽了最大力量,把江防稳住,苦守到六月间,博洛利用富春江上流水浅,叫清兵徒步渡江,把沿江的鲁王各营打垮不少。王之仁见到大势已去,不愿意不明不白地死,独自到南京,穿上明朝衣冠,去洪承畴的衙门投案。洪承畴劝他降,他不肯。结果,他从容赴义。
该死的方国安,在台州得到江上战败的消息,却捉了鲁王,准备投降。
鲁王生平私德甚好,颇有人缘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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左懋第等三人离开北京,回南京复命,走到沧州,左懋第与马绍愉被抓了回去,陈洪范一人被放回。原来,这陈洪范已经暗中降清,把南京的内情都告诉了多尔衮。多尔衮于是知道新政府不难消灭,就命令多铎把扫荡李自成的未了之事完全交给阿济格,转师东向,打开封、归德、泗州、淮安、扬州、南京。
这时候,高杰已被睢州的守将许定国杀死(许定国投降了清军),他的部队由外甥李本身(李本深)率领,但是李本身毫无能力,全军瓦解,李自己也降清。
多铎很不费力地来到扬州城下。史可法向南京要兵,南京不给;檄调各个地方的守将,来的仅有此时守住北洋河的刘肇基一人。这一位刘肇基,是辽东人,积功升至总兵,洪承畴在关外督师,不喜欢他,把他撤离故乡。史可法很赏识他,他感恩知己,便率领麾下四千人,到扬州来帮史科法作战到底。
刘肇基向史可法建议,在郊外与多铎的军队背城一战。但是史可法主张守城。史可法以为,只要能守几天,南京与各方的援兵总有来的。于是,守了七天七夜,城破。
城破以后,刘肇基率领他的四千壮士进行巷战,多数殉国。(刘肇基本人突出重围,其后于隆武二年在湖南武冈抵抗清军,被耿仲明捕杀。)史可法自刎,被左右拦阻,未死。左右把他拥到小东门,准备护他出城.遇到清兵,史可法大叫:“我就是史可法!”清兵捉了他去见多铎。多铎劝他降,史科法说:“天朝大臣,岂肯作万世罪人!”
史可法牺牲以后,清军把城内的明朝军民屠杀了十天。(有一位王季楚,侥幸未死,写下一部《扬州十日记》。这一部书在清朝末年被革命同盟会翻印,成为极有力量的反清宣传品。)
扬州城破,是在弘光元年(顺治二年,1645年)四月二十五日。十天以后,清军杀完了城内极大多数的明朝军民,渡过长江。
守着长江北岸瓜洲与仪真等处的郑鸿逵水师,抵敌不住。七天以后,弘光皇帝(福王)不战而逃,逃到太平(当涂),进不了城,又逃到芜湖,求黄得功保护。
又过了两天,清军到达南京城下,马士英挟了弘光皇帝的庶母跑掉,阮大铖也不知去向。全城的勋臣、文武大吏,由忻城伯赵之龙、大学士王铎、礼部尚书钱谦益等人领先,排了队,出城迎接,跪地投降。高杰的儿子高元照、“广昌伯”刘良佐,也先后率领二十三万骑兵、步兵,作了清朝的奴隶。
他们倘若肯把这二十三万兵分一半给史可法,则不仅扬州可保,南京可保,中原也一定可以光复。
多铎命令清军暂时不进南京,先在南京郊外杀一个痛快,抢一个饱。可怜成千成万的老百姓,又作了无辜的牺牲品。
多铎命令刘良佐作先锋,去打黄得功。刘良佐无勇气抗清,倒颇有勇气残杀自己的同类,黄得功中了箭,不愿意再活下去,他拔出这一枝箭,刺向自己的咽喉。
那只知修宫殿、选美女的弘光皇帝,被降将田雄捆了,送给清军当俘虏。清军把他解到北京,砍头。
那兵力最强的左良玉,和刘良佐同样怯于公战,勇于私斗,不敢打清军,偏要“东下”,想到南京抢马士英的位置。他的兵在贵池与黄得功的军队遭遇,被打败。他本人病死在九江。其后他的儿子左梦庚,在阿济格追赶李自成,追至九江之时,率领十三万兵、四万条船,降了阿济格。
刘泽清在安徽,迟疑了一个多月,到了七月四日,也率领全部兵丁投降。
方国安原在南京守城,见到大势已去,退浙江支持新的“监国”鲁王朱以海。郑鸿逵在清军渡江以后,也退到浙江。
多尔衮召回多铎,另派洪承畴到南京去,“以原官总督军务,招抚江南各省”。所谓原官,是洪承畴在明朝所做的官“太子太保、兵部尚书,右副都御史”。(皇太极收降他,一时未加任用,多尔衮把他带到北京,才“给还”了他这个明朝官职,而且加上了“同内院官佐理机务”这八个重要的字,事实上叫他入了内阁。)
洪承畴到南京以后,十分卖力,把各地前仆后继的义兵,摧残净尽。
《细说清朝》二八、奈何不了鲁王
福王被掳以后,潞王朱常淓在杭州受到巡抚张秉贞拥戴,于六月初六日出任监国,方国安与郑鸿逵都带了兵来。
多铎派贝勒博洛,率领拜尹图、阿山等人的兵来打。方国安吃了一个败仗,逃去严州(浙江建德)。
郑鸿逵劝潞王不必在杭州“建都”,应该到福建去徐图大举。潞王不听,郑鸿逵于是领了他的水军,陪唐王朱聿键去了福州。结果,这潞王当了若干天的监国,便开了杭州城门降清。富春江以东的各府各县,如绍兴、宁波、余姚等,纷纷接受贝勒博洛的招降。连驻在定海的总兵王之仁,也几乎变成了“新朝”的“佐命”。宁波有一个绅士谢三宾,甚至亲自去杭州,拜见博洛,以出卖桑梓(家乡)为得意。
在余姚,却有孙家绩与熊汝霖,于闰六月初九日杀掉知县王元如,举起义旗,使得降清的宁波知府朱之葵无法运米到杭州,献给博洛。
两天以后,宁波、鄞县有六位被俗人称为“狂生”的秀才,以董志宁为首,召集几千人在城隍庙开会,决心起义。他们公推一位年轻进士钱肃乐招兵买马,主持一切。
谢三宾暗中写信给定海总是王之仁,叫他带兵来宁波,杀钱肃乐和六位狂生。谢三宾而且说,杀了七人以后,送一千两银子给他,作为酬劳。
钱肃乐也写信给王之仁,责以大义。王之仁被钱肃乐感动,便死心塌地效忠于明。他到宁波来,当众宣布谢三宾的罪状。谢三宾认罪,捐一万两银子犒赏义兵,免死(其后他还是作了清朝的大官)。
大家商量了很久,觉得必须请出一个明朝的宗室作为监国,才能够号召。于是,一位举人张煌言当了大家的代表,去台州请鲁王朱以海出山。
朱以海是明太祖的十世孙,世居山东兖州。哥哥朱以派袭封鲁王,在皇太极的军队第五次进入长城之时殉国。朱以海幸免于难,崇祯皇帝令他继承朱以派的王位。吴三桂引了多尔衮偷占北京以后,朱以海一再逃难,逃到台州住下。
这时候,退休在东阳原籍的兵部尚书张国维,也来到台州,请朱以海出任艰巨。朱以海于弘光元年(顺治二年,1645年)七月十七日就了监国之职,一个月以后,张煌言随他北上,在绍兴建立新的政权。
绍兴是在孙嘉绩、熊汝霖发难于余姚的第二天,便响应了的。领袖章正宸也是一位书生。
鲁王到了绍兴,发表张国维为少傅兼太子太傅、兵部尚书、武英殿大学士,督师江上。张煌言被擢拔为翰林院修撰(这个职务,通常是只有状元才能充任的)。孙嘉绩、熊汝霖、钱肃乐均被任命为“都察院右佥都御史”。
余姚与鄞县的义兵,是支持鲁王的核心部队;加上王之仁所统率的正规军,与石浦游击张名振的水师,声势相当浩大。方国安赶来,表示愿意效力。(马士英与阮大铖也想来绍兴凑热闹,被张国维拒绝。)
张国维统率各军,渡富春江,收复富阳、于潜,沿富春江栽了木栅,浙西的各州、各县纷纷响应。
十月间,张国维对清军大举进攻,一连战了十天,每战皆胜,一直追至杭州的草桥门,不幸遇到大雨,弓弦潮湿,发不出箭,只得退兵。
其后,鲁王阵营的内部发生争饷、争地的纠纷。钱肃乐等人心太好,把浙东的税收完全交给王之仁与方国安,作为正规军的粮饷;因此,所有的义兵只能靠老百姓的捐款维持。日子久了,老百姓捐不出多少款子来,方、王二人又不肯分出所收的税。义兵的处境十分艰苦,就不免有骚扰老百姓的事件。方、王二人则有了税收还不满足,不但叫老百姓出捐款,而且掳了老百姓进行勒赎。方比王尤为可恶。浙东的民心、军心,大受影响。
这时候马士英与阮大铖已经来到方的军中,方在马、阮的怂恿之下,对鲁王怀了叛意。王呢,虽则军纪不好,却矢志抗清。王之仁于第二年(鲁监国元年顺治三年,l646年)三月间,与清军在杭州的统帅贝勒博洛拼死决战,获得太胜,毁了贝勒博洛的许多船只,夺得铁甲八百多副,渡江把贝勒博洛围困在杭州。
方国安冷眼旁观,王之仁缺乏后援,攻不下杭州,又只得撤退。
五月间,清军采取攻势,把方国安的营灶毁了。方国安着慌,突然回师到绍兴,劫了鲁王同去台州。张国维、钱肃乐等人,尽了最大力量,把江防稳住,苦守到六月间,博洛利用富春江上流水浅,叫清兵徒步渡江,把沿江的鲁王各营打垮不少。王之仁见到大势已去,不愿意不明不白地死,独自到南京,穿上明朝衣冠,去洪承畴的衙门投案。洪承畴劝他降,他不肯。结果,他从容赴义。
该死的方国安,在台州得到江上战败的消息,却捉了鲁王,准备投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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