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33章
这书的体裁是他新创的。《明夷待访录》是他本人的哲学,包括若干篇论文,以“原君”与“原法”两篇为最精辟。
他是王派巨子刘宗周的学生,但思想超出了伦理部门,兼及于政治。这是由于他史学的造诣特别深。他留下不少关于南明的记载,也整理了整个明朝的史料。他的学生之一万斯同,成为一个大历史家。万斯同以后的全祖望与章学诚,均私淑于黄宗羲。万与全均是鄞县人,章是绍兴人。他们形成了历史学界中所谓浙东学派,而黄是此派的开山祖。
康熙有几次请黄出山,黄均坚辞。康熙只得命令当地的巡抚到黄的家里抄他的书,送进皇宫,以便拜读。黄也很有礼貌,让他的儿子黄百家进史局,帮助徐元文等人纂修明史。
另一位康熙想请去修明史的大学问家,是昆山的顾炎武(亭林先生)。他是明朝的一个秀才,在南京陷清以后,他参加本县县知事杨永言的义师,其后也追随鲁王,作了鲁王的兵部司务。鲁王失败,他遍游全国重要地区,图谋复国,在山东、山西、陕西,均建立下小规模的经济基础,可惜人心已不思明,他便终老于陕西华阴,以著述来开创中华民族的新运。
他留下给我们以《天下郡国利病书》《隐学五书》与《日知录》。《天下郡国利病书》,可说是一部人文地理;《音学五书》是科学的中国音韵学;《日知录》是考据的杰作,
他认为明朝之所以亡,其最大原因为士大夫中了宋儒的毒。朱派、陆派均太注重言心、言性,把政治与经济搁起不谈,不研究。因此,他想纠正风气,大声疾呼,要读书人研究经学,说“古今安得别有所谓理学者,经学即理学也。自有舍经学以言理学者,而邪说以起。”又说,“今之君子…...置‘四海困穷’不言,而讲‘危微精一’,我弗敢知也。”
他提倡切于民生日用的经世之学,但这一种学问在清朝三百年间并未能发达,原因是文字之狱。不过,若干封疆大吏却留下了《皇朝经世文编》,其中充满了可供我们研究的资料。
他的治学方法,发生了极大的影响。第一,他不说空话,每说必有根据,而他所根据的决不是不值得根据的东西。第二,他不抄袭别人的话;即使是他自己所研究出来的,倘若在其后发现前人已经说过,他也即刻删去。第三,他颇能接受别人的意见,从善如流。因此之故,他成了清代“汉学”的开山之祖。
顾炎武在学术史上的地位,比黄宗羲还要高。黄在思想上颇有独到之处,但规模、系统均不如顾。就治学方法而言,黄比顾更逊一筹。
与顾、黄二人同以隐逸自全,终身不事二姓的,还有很多。其中最有名的,除了前述的汤斌、耿介之师孙奇逢以外,有陕西墿厔人李颙(字中孚,号二曲),山西太原人傅山(字青主),与湖南衡阳人王夫之(船山先生)。
李颙注重苦行,曾经徒步到河南襄城,寻求父亲的遗骸。他父亲是一个对张献忠作战而阵亡的兵士。他也应邀到过江南,在无锡、江阴、靖江、宜兴等地讲学。康熙在康熙十七年开了所谓“博学鸿词科”,以网罗在野的“遗才”。有人荐举他,他称病不出。人家把他用病床抬到省城。他绝食,宁死也不肯入京。其后,康熙在康熙四十二年西巡,召见他,他派儿子李慎言去应召,将所著的《四书反身录》与《二曲集》带去,送给康熙。
傅山也是一个苦行的人。明亡以前,他曾经冒死援救一位被魏忠贤党羽(巡按张振孙)所陷害的忠臣袁继咸。南京陷清后,他在顺治十一年被捕,罪名是与河南的某一件案子有关。他抗辩不屈,继以绝食,结果被释放。到了康熙十七年,有人荐他应博学鸿词科,而且把他抬进北京城。他在看见“大清门”三个字的时候滚到地上,两泪直流,于是又被抬回家乡。康熙这时候,已经特免他考试,任命他为“中书舍人”。他回家以后,仍以“民”自称;凡是称他为“舍人”的,他一概不理。他写字、画画、作文都很好;也很懂医道。顾炎武和他颇谈得来。
王夫之是明朝的举人,参加过以永历皇帝为中心的抗清活动,其后隐居在衡阳的石船山,闭门著书,一直到死不肯剃发。在学术思想方面,他反对王守仁(阳明)及其若干支派,也不太赞成朱熹,而远宗北宋的张载。他说:“天理即在人欲之中,无人欲则天理亦无从发现。”就这一点而论,他可算是戴震(东原)的先驱。
他著有《张子正蒙注》《老子衍》《庄子解》。他的更重要的著作是《读通鉴论》与《宋论》。从这两部书中,可以想见他读书之勤而认真。他的见解。虽则有时不免主观,但大体上均很值得重视。
除了这几个人以外,在言行上自成一家的,有颜元及其弟子李塨。他们把读书看成次要,认为实践才是学问的主体。他们除了躬耕自给以外,又天天射箭、练武。可见他们不仅是隐士而已,而是志在复国的有心人。
常熟有一位顾祖禹,是《大清一统志》的真正著者,而不居其名。他的《读史方舆纪要》,则不仅是历史地理学的一部好书,也是一部兵要地理。他认为山东在全国各省之中形势最为重要,希望后世的“欲有事于天下者”特别注意,言外之音,跃然纸上。
此外,有仅仅留给我们一部《广阳杂记》的刘继庄(字献廷)。他的著作,倘若完全被保存下来,其贡献当不存顾炎武与黄宗羲之下。他对于中外的语言文字,极有研究,也颇深入于数学、火器、农桑、地理、法律、医药等好多种有裨实用的学问。他是大兴(北京)人,祖籍吴江,他本人回到吴江住了几十年。生平行踪诡秘,很像是秘密社会中的人物。徐乾学曾请他帮忙关于《大清一统志》的事,但他十分看不起徐乾学。他所佩服的,只是金圣叹一人。
金圣叹,名人瑞,原姓张,名喟,是长洲(苏州)的一个秀才,批过《水浒传》与《西厢记》。他是一个群众运动家,在顺治年间聚了很多人向清朝政府抗缴钱粮,到孔子庙里哭,被抓去砍头。当时,苏州有一位举人,姓徐名枋,是大书画家。明亡以后。他不见任何宾客。汤斌来看他,在客厅里坐了许久,他始终躲在书房内,不肯出来。他隐居到七十三岁而死;死前吩咐家里人说,“宋荦必定会送银子助葬,切勿接受。”其后,宋荦果然送了银子来,被徐枋的家里人拒绝。徐枋与汤斌、宋荦并无仇怨,所恨的是这两人作了清朝的官。
魏县(河北大名)有一个举人刘永锡,官居苏州府教谕,于明亡以后隐居在阳澄湖边,和一妻一了一女织席为生。他家中本属富有,但他宁可饿死而不肯回去,结果终于饿死。死前,他已租不起房子,住在一艘破船之中,曾经写唱过这样两首歌:(一)“溯彼中流兮采其荇矣。呼君与父兮莫之应矣。身为饿夫兮天所命矣。中心殷殷兮涕斯迸矣。”(二)“白日坠兮野荒荒,逐凫雁兮侣牛羊,壮士何心兮归故乡!”
其他饿死的志士,可考的很多。以当和尚为名,而避免清吏之胁迫的也不少。在中国科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方以智(《物理小识》的著者),便是其中之一。他是桐城人,崇祯年间的进士,当过永历皇帝的“礼部侍郎、东阁大学士”。事败,作和尚,法名宏智。
最著名的两个和尚,是道济(石涛)与“八大山人”。这两人均是明朝的宗室。明亡以后,他们借作画来发抒胸中的抑郁之气,却在中国艺术史上留下不朽之名。他们的本意,无非是“守志不屈”而已。
另一位宗室朱之瑜(舜水),是一个秀才,生长在浙江余姚,对王守仁的学说很能实践。他曾经到日本去乞师,不成;其后他留在日本长崎隐居,作了日本儒家安东守约的老师,又被幕府德川光禟请去江户(东京),当上宾。
康熙十七年的博学鸿词科,原称博学弘儒科(于乾隆以后,因避乾隆之讳(弘历)而改称博学鸿词科)。考试在康熙十八年举行,由二十六岁的康熙自己主考。被保荐与征召的有一百四十三人,其中博山、李颙、魏禧等六人抵死不肯应考。考取的有五十人,其中以毛奇龄为最无耻。这五十人均被康熙破格授以翰林名义,助修明史。
《细说清朝》四九、雍正之狠
在康熙的三十五个皇子之中,除了几个夭亡的、年幼的与无用的不值细说以外,在大体上分为三派。甲派是皇二子(太子)胤礽及其拥护者皇三子胤祉;乙派是皇八子胤禩及其拥护者皇长子胤禔、皇九子胤禟、皇十子胤珴、皇十四子胤禵。丙派是皇四子胤禛(雍正)自己及其拥护者皇十三子胤祥、皇十七子胤礼。三派之中,以皇八子胤禩的乙派势力最大。雍正在当了皇帝以后,不先对付皇八予胤禩本人,反而发表他为“总理事务”的大臣之一,不久又封他为“廉亲王”,叫他兼“理藩院”尚书。这是雍正极高明的一着棋。
同时,雍正命令那手握重兵、驻扎西宁的皇十四于胤禵(抚远大将军),赶紧回京奔丧。胤禵回来以后,雍正叫他留住在(河北)遵化的景陵(康熙的坟墓)等待“大祭”;其后,封他为“郡王”,限制他在景陵旁边的马兰峪居住。
胤禩的另一党羽、皇九子胤禟,被雍正派赴西宁,似乎是叫他接掌胤禵所遗下的兵权,却不给他任何名义,实际上只是将他“充军”而已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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他是王派巨子刘宗周的学生,但思想超出了伦理部门,兼及于政治。这是由于他史学的造诣特别深。他留下不少关于南明的记载,也整理了整个明朝的史料。他的学生之一万斯同,成为一个大历史家。万斯同以后的全祖望与章学诚,均私淑于黄宗羲。万与全均是鄞县人,章是绍兴人。他们形成了历史学界中所谓浙东学派,而黄是此派的开山祖。
康熙有几次请黄出山,黄均坚辞。康熙只得命令当地的巡抚到黄的家里抄他的书,送进皇宫,以便拜读。黄也很有礼貌,让他的儿子黄百家进史局,帮助徐元文等人纂修明史。
另一位康熙想请去修明史的大学问家,是昆山的顾炎武(亭林先生)。他是明朝的一个秀才,在南京陷清以后,他参加本县县知事杨永言的义师,其后也追随鲁王,作了鲁王的兵部司务。鲁王失败,他遍游全国重要地区,图谋复国,在山东、山西、陕西,均建立下小规模的经济基础,可惜人心已不思明,他便终老于陕西华阴,以著述来开创中华民族的新运。
他留下给我们以《天下郡国利病书》《隐学五书》与《日知录》。《天下郡国利病书》,可说是一部人文地理;《音学五书》是科学的中国音韵学;《日知录》是考据的杰作,
他认为明朝之所以亡,其最大原因为士大夫中了宋儒的毒。朱派、陆派均太注重言心、言性,把政治与经济搁起不谈,不研究。因此,他想纠正风气,大声疾呼,要读书人研究经学,说“古今安得别有所谓理学者,经学即理学也。自有舍经学以言理学者,而邪说以起。”又说,“今之君子…...置‘四海困穷’不言,而讲‘危微精一’,我弗敢知也。”
他提倡切于民生日用的经世之学,但这一种学问在清朝三百年间并未能发达,原因是文字之狱。不过,若干封疆大吏却留下了《皇朝经世文编》,其中充满了可供我们研究的资料。
他的治学方法,发生了极大的影响。第一,他不说空话,每说必有根据,而他所根据的决不是不值得根据的东西。第二,他不抄袭别人的话;即使是他自己所研究出来的,倘若在其后发现前人已经说过,他也即刻删去。第三,他颇能接受别人的意见,从善如流。因此之故,他成了清代“汉学”的开山之祖。
顾炎武在学术史上的地位,比黄宗羲还要高。黄在思想上颇有独到之处,但规模、系统均不如顾。就治学方法而言,黄比顾更逊一筹。
与顾、黄二人同以隐逸自全,终身不事二姓的,还有很多。其中最有名的,除了前述的汤斌、耿介之师孙奇逢以外,有陕西墿厔人李颙(字中孚,号二曲),山西太原人傅山(字青主),与湖南衡阳人王夫之(船山先生)。
李颙注重苦行,曾经徒步到河南襄城,寻求父亲的遗骸。他父亲是一个对张献忠作战而阵亡的兵士。他也应邀到过江南,在无锡、江阴、靖江、宜兴等地讲学。康熙在康熙十七年开了所谓“博学鸿词科”,以网罗在野的“遗才”。有人荐举他,他称病不出。人家把他用病床抬到省城。他绝食,宁死也不肯入京。其后,康熙在康熙四十二年西巡,召见他,他派儿子李慎言去应召,将所著的《四书反身录》与《二曲集》带去,送给康熙。
傅山也是一个苦行的人。明亡以前,他曾经冒死援救一位被魏忠贤党羽(巡按张振孙)所陷害的忠臣袁继咸。南京陷清后,他在顺治十一年被捕,罪名是与河南的某一件案子有关。他抗辩不屈,继以绝食,结果被释放。到了康熙十七年,有人荐他应博学鸿词科,而且把他抬进北京城。他在看见“大清门”三个字的时候滚到地上,两泪直流,于是又被抬回家乡。康熙这时候,已经特免他考试,任命他为“中书舍人”。他回家以后,仍以“民”自称;凡是称他为“舍人”的,他一概不理。他写字、画画、作文都很好;也很懂医道。顾炎武和他颇谈得来。
王夫之是明朝的举人,参加过以永历皇帝为中心的抗清活动,其后隐居在衡阳的石船山,闭门著书,一直到死不肯剃发。在学术思想方面,他反对王守仁(阳明)及其若干支派,也不太赞成朱熹,而远宗北宋的张载。他说:“天理即在人欲之中,无人欲则天理亦无从发现。”就这一点而论,他可算是戴震(东原)的先驱。
他著有《张子正蒙注》《老子衍》《庄子解》。他的更重要的著作是《读通鉴论》与《宋论》。从这两部书中,可以想见他读书之勤而认真。他的见解。虽则有时不免主观,但大体上均很值得重视。
除了这几个人以外,在言行上自成一家的,有颜元及其弟子李塨。他们把读书看成次要,认为实践才是学问的主体。他们除了躬耕自给以外,又天天射箭、练武。可见他们不仅是隐士而已,而是志在复国的有心人。
常熟有一位顾祖禹,是《大清一统志》的真正著者,而不居其名。他的《读史方舆纪要》,则不仅是历史地理学的一部好书,也是一部兵要地理。他认为山东在全国各省之中形势最为重要,希望后世的“欲有事于天下者”特别注意,言外之音,跃然纸上。
此外,有仅仅留给我们一部《广阳杂记》的刘继庄(字献廷)。他的著作,倘若完全被保存下来,其贡献当不存顾炎武与黄宗羲之下。他对于中外的语言文字,极有研究,也颇深入于数学、火器、农桑、地理、法律、医药等好多种有裨实用的学问。他是大兴(北京)人,祖籍吴江,他本人回到吴江住了几十年。生平行踪诡秘,很像是秘密社会中的人物。徐乾学曾请他帮忙关于《大清一统志》的事,但他十分看不起徐乾学。他所佩服的,只是金圣叹一人。
金圣叹,名人瑞,原姓张,名喟,是长洲(苏州)的一个秀才,批过《水浒传》与《西厢记》。他是一个群众运动家,在顺治年间聚了很多人向清朝政府抗缴钱粮,到孔子庙里哭,被抓去砍头。当时,苏州有一位举人,姓徐名枋,是大书画家。明亡以后。他不见任何宾客。汤斌来看他,在客厅里坐了许久,他始终躲在书房内,不肯出来。他隐居到七十三岁而死;死前吩咐家里人说,“宋荦必定会送银子助葬,切勿接受。”其后,宋荦果然送了银子来,被徐枋的家里人拒绝。徐枋与汤斌、宋荦并无仇怨,所恨的是这两人作了清朝的官。
魏县(河北大名)有一个举人刘永锡,官居苏州府教谕,于明亡以后隐居在阳澄湖边,和一妻一了一女织席为生。他家中本属富有,但他宁可饿死而不肯回去,结果终于饿死。死前,他已租不起房子,住在一艘破船之中,曾经写唱过这样两首歌:(一)“溯彼中流兮采其荇矣。呼君与父兮莫之应矣。身为饿夫兮天所命矣。中心殷殷兮涕斯迸矣。”(二)“白日坠兮野荒荒,逐凫雁兮侣牛羊,壮士何心兮归故乡!”
其他饿死的志士,可考的很多。以当和尚为名,而避免清吏之胁迫的也不少。在中国科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方以智(《物理小识》的著者),便是其中之一。他是桐城人,崇祯年间的进士,当过永历皇帝的“礼部侍郎、东阁大学士”。事败,作和尚,法名宏智。
最著名的两个和尚,是道济(石涛)与“八大山人”。这两人均是明朝的宗室。明亡以后,他们借作画来发抒胸中的抑郁之气,却在中国艺术史上留下不朽之名。他们的本意,无非是“守志不屈”而已。
另一位宗室朱之瑜(舜水),是一个秀才,生长在浙江余姚,对王守仁的学说很能实践。他曾经到日本去乞师,不成;其后他留在日本长崎隐居,作了日本儒家安东守约的老师,又被幕府德川光禟请去江户(东京),当上宾。
康熙十七年的博学鸿词科,原称博学弘儒科(于乾隆以后,因避乾隆之讳(弘历)而改称博学鸿词科)。考试在康熙十八年举行,由二十六岁的康熙自己主考。被保荐与征召的有一百四十三人,其中博山、李颙、魏禧等六人抵死不肯应考。考取的有五十人,其中以毛奇龄为最无耻。这五十人均被康熙破格授以翰林名义,助修明史。
《细说清朝》四九、雍正之狠
在康熙的三十五个皇子之中,除了几个夭亡的、年幼的与无用的不值细说以外,在大体上分为三派。甲派是皇二子(太子)胤礽及其拥护者皇三子胤祉;乙派是皇八子胤禩及其拥护者皇长子胤禔、皇九子胤禟、皇十子胤珴、皇十四子胤禵。丙派是皇四子胤禛(雍正)自己及其拥护者皇十三子胤祥、皇十七子胤礼。三派之中,以皇八子胤禩的乙派势力最大。雍正在当了皇帝以后,不先对付皇八予胤禩本人,反而发表他为“总理事务”的大臣之一,不久又封他为“廉亲王”,叫他兼“理藩院”尚书。这是雍正极高明的一着棋。
同时,雍正命令那手握重兵、驻扎西宁的皇十四于胤禵(抚远大将军),赶紧回京奔丧。胤禵回来以后,雍正叫他留住在(河北)遵化的景陵(康熙的坟墓)等待“大祭”;其后,封他为“郡王”,限制他在景陵旁边的马兰峪居住。
胤禩的另一党羽、皇九子胤禟,被雍正派赴西宁,似乎是叫他接掌胤禵所遗下的兵权,却不给他任何名义,实际上只是将他“充军”而已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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