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35章
雍正呢,本是一个刻薄寡恩的人,却在办理文字之狱的时候,比父亲康熙与儿子乾隆,均略为宽大。
礼部侍郎浙江海宁人查嗣庭,在雍正四年当江西主考,出了一个八股题目“维民所止”。有人告他的状,说“维”字与“止”字恰好是“雍正”两个字砍去了头。雍正把他和他的儿子逮捕。这两人气死在牢里。雍正把他的其余四个儿子,杀一个,充军三个,把他的一兄一弟、几个侄儿,也充了军。此外,别无株连。其后,而且放同了查嗣庭之兄(查慎行)。
雍正七年,有一位某部主事(科员)陆生枬,因写了十七篇《通鉴论》被杀。罪名是,主张废郡县,复封建,梦想分封诸王,削弱中央势力。
其后不久,发生了曾静劝岳钟琪“造反”的案子。
曾静是湖南永兴的一位落第书生,于无意之中读到名儒吕留良所评选的八股文,其中有论及“夷夏之防”的,十分沉痛。吕留良是康熙时代的人,仍称“清”为“北朝”,称“明”为本朝,说一部春秋的微言大义,不外是尊王攘夷,孔子之所以称许管仲,原因即在于此。吕留良言外之音,清朝的皇帝是夷,该“攘”。
曾静读了吕留良的文章,很感动;特地跑到浙江石门(崇德)吕留良的家乡,找到吕留良的儿子吕毅中(这时候吕留良已死)、吕留良的学生严鸿逵、严鸿逵的学生沈在宽,和他们做了很好的朋友。这三人把吕留良的所有遗著,包括《日记》与《四书讲义》,均交给了曾静。
曾静回到湖南以后,把吕留良的思想与学说灌输给自己的学生张熙。张熙自告奋勇,愿意到西北一趟,找川陕总督岳钟琪,劝岳钟琪反清。曾静写了一封信,托他带去。
岳钟琪是四川成都人、年羹尧的老部下,勇敢善战。他的的确确是岳飞的苗裔,曾静和张熙以为他必能一本岳飞的抗金遗志,灭掉清朝。清朝皇帝不是曾经自称金朝皇帝的苗裔么?岳钟琪是绿营名将岳升龙的儿了;最初以捐班的“同知”(相当于“副县长”的一种官衔),改充武官游击,在康熙五十八年之时做到四川永宁协的副将(等于一个副旅长)。康熙征讨西藏,他是先锋,杀了(西康)里塘的“第巴”,降了巴塘、察木多(昌都)等地的“第巴”,冲到拉萨,击走准噶尔部长策妄阿拉布坦的驻藏大将策凌敦多布。因此之故,他被康熙任命为左都督,又升为四川提督。他征服松潘以西、四川与青海之间的若干少数民族寨子。
雍正即位以后,叫年羹尧讨伐盘踞青海的蒙古人罗卜藏丹津,年羹尧调岳钟琪来帮忙,结果在事实上出力打平罗卜藏丹津的完全是岳钟琪。于是雍正就命他为甘肃提督;不久,叫他兼甘肃巡抚。雍正三年四月,叫他接年羹尧的川陕总督。
岳钟琪这人生于清朝,长于清朝,替清朝立下很大的功,又作了清朝很大的官,只知道忠于清朝,不仅把远祖岳飞如何忠于宋朝,如何誓死抗金,漠然视之;而且这时候明朝丢掉北京也将近一百年了,他实在没有一丝一毫的“反清复明”的念头。
张熙不辞跋涉之苦,甘冒生命危险,在雍正四年七月间跑到岳钟琪的衙门求见,可谓找错了人。岳钟琪接见他,读了他带来的曾静的信,大吃一惊。
这岳钟琪一面假心假意答应参加反清运动,而且与张熙立了誓,一面暗中报告雍正。于是雍正就下旨抓人。曾静、吕毅中、严鸿逵、沈在宽一齐落网,押解到京。张熙也被押解了来。雍正读了曾静写给岳钟琪的信,也读了搜查来的吕留良遗著,认为这是思想同题。亲自编了一部《大义觉迷录》,颁发各地,特免曾静、张熙之死,叫他们去江浙一带把《大义觉迷录》好好宣讲。(吕毅中与沈在宽被斩首,严鸿逵死在牢里,这三人的子孙全数充军。岳钟琪暂时仍被重用,到了雍正十年便以在新疆对准噶尔作战不力的罪名,被免职,监禁。)
《大义觉迷录》的内容相当坦白,雍正自认为夷,把清朝也称为“外国”。后来乾隆感觉不妥,把这书列为禁书,于是在中国便难找到,倒是日本人替我们保存了,被稻叶君山约略引录在《清朝全史》之中。
《大义觉迷录》包括曾静的供词,雍正在雍正四年九月所颁的诏书,与曾静“改悔以后”所写的一篇歌颂清朝的“归仁录”。曾静在写给岳钟琪的信中,指出雍正有九项罪恶:(一)窃位;(二)逼母(稻叶君山说这是指的雍正逼迫康熙的佟后殉葬。事实上佟后(孝懿皇后)死于康熙二十八年七月。雍正自己的母亲德妃乌雅氏,死于雍正元年五月,曾静所指的可能是她;(三)弑兄(太子胤礽、皇三子胤祉);(四)屠弟(胤禩、胤禟);(五)贪财;(六)好杀;(七)耽酒;(八)淫色;(九)诛忠用佞。
雍正对于曾静之如此不客气,却不甚介意,说“曾讥诽止朕一人”,吕留良“上诬皇考(康熙)之盛德”,“于本朝祥瑞事迹概隐匿不书,而专造作妖诬,布其私愤”,“谓我朝曰‘清’,曰‘北’,曰‘燕’,曰‘彼中’”,“称满、汉之兵,齐跪永历马前”,“此吕之罪,所以为至大也”。
雍正发明了一套神权理论,说皇帝是天所指派的,天只问某人的“德”,够不够当皇帝,并不问此人出生在什么地方。“舜为东夷之人,文王为西夷之人,曾何损圣德?”“我朝既仰承天命,为中外生民之主,凡所以蒙受此抚绥爱育者,何得以华夷殊视?”雍正说,写文章的人“著劝戒于简编,当平心执正而论,对于外国人受大统之君,其善恶尤宜公平书录,细大不遗。......外国之君,信其是非不爽,直道常存,亦必愈勇于为善。”“若故贬抑淹没.略其善而不传,妄载以诬其恶,以为中国之君既生中国,自应享有令名,不必修德行仁,自臻郅治之隆;而自外国人承大统之君,以为纵能夙夜励精,勤求治理,究竟无载籍之褒扬,为善之心因以自怠,则内地之苍生其苦岂有底止耶?”这些话,是雍正的真心话,颇能动人。
关于清兵入关,窃占北京与华北的经过,雍正抄袭多尔衮的理论,说清朝得天下于李自成之手,不是得之于明朝之手。而且明朝自“嘉靖(世宗)以后,君臣失德,盗贼起于四方,疆圉无宁,其时可谓之天地闭塞。本朝定鼎以来,扫除穷寇,文物日盛,黄章白叟,一生不见兵革......尚可谓之昏暗乎?”“我朝之有造于中国,大且至矣!”
《细说清朝》五○、彻底集权
曾静、张熙所崇拜的吕留良,在他的遗著之中,除了强调“夷夏之防”以外,也竭力主张恢复封建,实行井田。
先于吕留良的顾炎武(亭林),以经学大师而一生为复国奔走,写过《郡县论》九篇,洋洋洒洒,说“封建之失,其专在下,郡县之失,其专在上。古之圣人以公心待天下之人,胙之土而分之国,今之君人者尽四海之内为我郡县犹不足也”。他而且提出了一个“寓封建于郡县”的口号,建议让成绩优良的地方官世袭。他的言外之音,是希望清朝皇帝广建诸侯,分掉清朝中央的政权,然后反清复明的志士便可以在这些诸侯身上打主意。
因弹劾酷吏田文镜而反遭雍正之怒,被充军到阿尔泰(新疆北部)的谢济世,在雍正七年向当地的驻军首长平郡王福彭呈献自己的《古本大学注》,痛论程、朱不是儒学的正统,很受福彭的重视。与他同时被充军在那里的一位广西同乡陆生枬,也写了一部《通鉴论》,共十七篇,拿给福彭与振武将军锡保等人欣赏。谢、陆二人的思想,和顾炎武与吕留良的差不多,都是说封建好,专制不好。陆的文章更加露骨:“封建之制,古圣人万世无弊之良规,废之为害,不循其制亦为害。......”“(君)愈尊,权愈重,则身愈危,祸愈烈。...…(圣人)虽有国事,第存乎纲领,不人人而察;但察铨选之任,不事事而理。”
锡保把谢、陆二人的活动,秘密报告雍正,也把二人的著作缴了上来。雍正读了,勃然大怒,交朝中的王大臣议罪。结果,谢济世罚当苦工,陆生弃斩首。
雍正这时候正在想把他的帝国更进一步地统一起来,把他的君权作更高一层的提高。
他自从即位以来,便已向八旗之中半独立的“下五旗”开刀。他怎能听得进“广建诸侯”的一套说法?
所谓“下五旗”,是镶白、正蓝、镶蓝、正红、镶红五个旗。
与“下五旗”对称,是直属天在的“上三旗”:正黄、镶黄、正白。
当年努尔哈赤以“遗甲十三副”起家,联络若干女真部落,创造了一个相当大的汗国。这汗国实际上是一个部落联盟,分成八个旗,每一个旗自有旗主。旗主对下有完全的统治权,对上向努尔哈赤效忠。
努尔哈赤很精明,把这八个旗,全以自己的子侄为旗主。其中皇太极兼掌了正黄与镶黄两个旗。
皇太极死后,多尔衮以正白旗旗主的资格,联合同母弟多铎所主的镶白旗,而且勾结了两个黄旗内部的若干份子,于是抢得了实际政权,先当辅政,后当摄政,终于自称“皇父”,把顺浩皇帝当作儿子看待。
多尔衮死后,他的正白旗被顺治拿了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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礼部侍郎浙江海宁人查嗣庭,在雍正四年当江西主考,出了一个八股题目“维民所止”。有人告他的状,说“维”字与“止”字恰好是“雍正”两个字砍去了头。雍正把他和他的儿子逮捕。这两人气死在牢里。雍正把他的其余四个儿子,杀一个,充军三个,把他的一兄一弟、几个侄儿,也充了军。此外,别无株连。其后,而且放同了查嗣庭之兄(查慎行)。
雍正七年,有一位某部主事(科员)陆生枬,因写了十七篇《通鉴论》被杀。罪名是,主张废郡县,复封建,梦想分封诸王,削弱中央势力。
其后不久,发生了曾静劝岳钟琪“造反”的案子。
曾静是湖南永兴的一位落第书生,于无意之中读到名儒吕留良所评选的八股文,其中有论及“夷夏之防”的,十分沉痛。吕留良是康熙时代的人,仍称“清”为“北朝”,称“明”为本朝,说一部春秋的微言大义,不外是尊王攘夷,孔子之所以称许管仲,原因即在于此。吕留良言外之音,清朝的皇帝是夷,该“攘”。
曾静读了吕留良的文章,很感动;特地跑到浙江石门(崇德)吕留良的家乡,找到吕留良的儿子吕毅中(这时候吕留良已死)、吕留良的学生严鸿逵、严鸿逵的学生沈在宽,和他们做了很好的朋友。这三人把吕留良的所有遗著,包括《日记》与《四书讲义》,均交给了曾静。
曾静回到湖南以后,把吕留良的思想与学说灌输给自己的学生张熙。张熙自告奋勇,愿意到西北一趟,找川陕总督岳钟琪,劝岳钟琪反清。曾静写了一封信,托他带去。
岳钟琪是四川成都人、年羹尧的老部下,勇敢善战。他的的确确是岳飞的苗裔,曾静和张熙以为他必能一本岳飞的抗金遗志,灭掉清朝。清朝皇帝不是曾经自称金朝皇帝的苗裔么?岳钟琪是绿营名将岳升龙的儿了;最初以捐班的“同知”(相当于“副县长”的一种官衔),改充武官游击,在康熙五十八年之时做到四川永宁协的副将(等于一个副旅长)。康熙征讨西藏,他是先锋,杀了(西康)里塘的“第巴”,降了巴塘、察木多(昌都)等地的“第巴”,冲到拉萨,击走准噶尔部长策妄阿拉布坦的驻藏大将策凌敦多布。因此之故,他被康熙任命为左都督,又升为四川提督。他征服松潘以西、四川与青海之间的若干少数民族寨子。
雍正即位以后,叫年羹尧讨伐盘踞青海的蒙古人罗卜藏丹津,年羹尧调岳钟琪来帮忙,结果在事实上出力打平罗卜藏丹津的完全是岳钟琪。于是雍正就命他为甘肃提督;不久,叫他兼甘肃巡抚。雍正三年四月,叫他接年羹尧的川陕总督。
岳钟琪这人生于清朝,长于清朝,替清朝立下很大的功,又作了清朝很大的官,只知道忠于清朝,不仅把远祖岳飞如何忠于宋朝,如何誓死抗金,漠然视之;而且这时候明朝丢掉北京也将近一百年了,他实在没有一丝一毫的“反清复明”的念头。
张熙不辞跋涉之苦,甘冒生命危险,在雍正四年七月间跑到岳钟琪的衙门求见,可谓找错了人。岳钟琪接见他,读了他带来的曾静的信,大吃一惊。
这岳钟琪一面假心假意答应参加反清运动,而且与张熙立了誓,一面暗中报告雍正。于是雍正就下旨抓人。曾静、吕毅中、严鸿逵、沈在宽一齐落网,押解到京。张熙也被押解了来。雍正读了曾静写给岳钟琪的信,也读了搜查来的吕留良遗著,认为这是思想同题。亲自编了一部《大义觉迷录》,颁发各地,特免曾静、张熙之死,叫他们去江浙一带把《大义觉迷录》好好宣讲。(吕毅中与沈在宽被斩首,严鸿逵死在牢里,这三人的子孙全数充军。岳钟琪暂时仍被重用,到了雍正十年便以在新疆对准噶尔作战不力的罪名,被免职,监禁。)
《大义觉迷录》的内容相当坦白,雍正自认为夷,把清朝也称为“外国”。后来乾隆感觉不妥,把这书列为禁书,于是在中国便难找到,倒是日本人替我们保存了,被稻叶君山约略引录在《清朝全史》之中。
《大义觉迷录》包括曾静的供词,雍正在雍正四年九月所颁的诏书,与曾静“改悔以后”所写的一篇歌颂清朝的“归仁录”。曾静在写给岳钟琪的信中,指出雍正有九项罪恶:(一)窃位;(二)逼母(稻叶君山说这是指的雍正逼迫康熙的佟后殉葬。事实上佟后(孝懿皇后)死于康熙二十八年七月。雍正自己的母亲德妃乌雅氏,死于雍正元年五月,曾静所指的可能是她;(三)弑兄(太子胤礽、皇三子胤祉);(四)屠弟(胤禩、胤禟);(五)贪财;(六)好杀;(七)耽酒;(八)淫色;(九)诛忠用佞。
雍正对于曾静之如此不客气,却不甚介意,说“曾讥诽止朕一人”,吕留良“上诬皇考(康熙)之盛德”,“于本朝祥瑞事迹概隐匿不书,而专造作妖诬,布其私愤”,“谓我朝曰‘清’,曰‘北’,曰‘燕’,曰‘彼中’”,“称满、汉之兵,齐跪永历马前”,“此吕之罪,所以为至大也”。
雍正发明了一套神权理论,说皇帝是天所指派的,天只问某人的“德”,够不够当皇帝,并不问此人出生在什么地方。“舜为东夷之人,文王为西夷之人,曾何损圣德?”“我朝既仰承天命,为中外生民之主,凡所以蒙受此抚绥爱育者,何得以华夷殊视?”雍正说,写文章的人“著劝戒于简编,当平心执正而论,对于外国人受大统之君,其善恶尤宜公平书录,细大不遗。......外国之君,信其是非不爽,直道常存,亦必愈勇于为善。”“若故贬抑淹没.略其善而不传,妄载以诬其恶,以为中国之君既生中国,自应享有令名,不必修德行仁,自臻郅治之隆;而自外国人承大统之君,以为纵能夙夜励精,勤求治理,究竟无载籍之褒扬,为善之心因以自怠,则内地之苍生其苦岂有底止耶?”这些话,是雍正的真心话,颇能动人。
关于清兵入关,窃占北京与华北的经过,雍正抄袭多尔衮的理论,说清朝得天下于李自成之手,不是得之于明朝之手。而且明朝自“嘉靖(世宗)以后,君臣失德,盗贼起于四方,疆圉无宁,其时可谓之天地闭塞。本朝定鼎以来,扫除穷寇,文物日盛,黄章白叟,一生不见兵革......尚可谓之昏暗乎?”“我朝之有造于中国,大且至矣!”
《细说清朝》五○、彻底集权
曾静、张熙所崇拜的吕留良,在他的遗著之中,除了强调“夷夏之防”以外,也竭力主张恢复封建,实行井田。
先于吕留良的顾炎武(亭林),以经学大师而一生为复国奔走,写过《郡县论》九篇,洋洋洒洒,说“封建之失,其专在下,郡县之失,其专在上。古之圣人以公心待天下之人,胙之土而分之国,今之君人者尽四海之内为我郡县犹不足也”。他而且提出了一个“寓封建于郡县”的口号,建议让成绩优良的地方官世袭。他的言外之音,是希望清朝皇帝广建诸侯,分掉清朝中央的政权,然后反清复明的志士便可以在这些诸侯身上打主意。
因弹劾酷吏田文镜而反遭雍正之怒,被充军到阿尔泰(新疆北部)的谢济世,在雍正七年向当地的驻军首长平郡王福彭呈献自己的《古本大学注》,痛论程、朱不是儒学的正统,很受福彭的重视。与他同时被充军在那里的一位广西同乡陆生枬,也写了一部《通鉴论》,共十七篇,拿给福彭与振武将军锡保等人欣赏。谢、陆二人的思想,和顾炎武与吕留良的差不多,都是说封建好,专制不好。陆的文章更加露骨:“封建之制,古圣人万世无弊之良规,废之为害,不循其制亦为害。......”“(君)愈尊,权愈重,则身愈危,祸愈烈。...…(圣人)虽有国事,第存乎纲领,不人人而察;但察铨选之任,不事事而理。”
锡保把谢、陆二人的活动,秘密报告雍正,也把二人的著作缴了上来。雍正读了,勃然大怒,交朝中的王大臣议罪。结果,谢济世罚当苦工,陆生弃斩首。
雍正这时候正在想把他的帝国更进一步地统一起来,把他的君权作更高一层的提高。
他自从即位以来,便已向八旗之中半独立的“下五旗”开刀。他怎能听得进“广建诸侯”的一套说法?
所谓“下五旗”,是镶白、正蓝、镶蓝、正红、镶红五个旗。
与“下五旗”对称,是直属天在的“上三旗”:正黄、镶黄、正白。
当年努尔哈赤以“遗甲十三副”起家,联络若干女真部落,创造了一个相当大的汗国。这汗国实际上是一个部落联盟,分成八个旗,每一个旗自有旗主。旗主对下有完全的统治权,对上向努尔哈赤效忠。
努尔哈赤很精明,把这八个旗,全以自己的子侄为旗主。其中皇太极兼掌了正黄与镶黄两个旗。
皇太极死后,多尔衮以正白旗旗主的资格,联合同母弟多铎所主的镶白旗,而且勾结了两个黄旗内部的若干份子,于是抢得了实际政权,先当辅政,后当摄政,终于自称“皇父”,把顺浩皇帝当作儿子看待。
多尔衮死后,他的正白旗被顺治拿了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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