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50章
也许是因为姓戴的关系,他对于汉朝的戴德、戴圣兄弟很有兴趣。戴德集合了八十五篇孔子弟子及后学的笔记,成为《大戴礼记》。戴圣又删削了这部《大戴礼记》,只留四十九篇,成为《小戴礼记》。唐朝以来,大家所读的《礼记》,只是小戴的四十九篇而已。
戴震在进入四库全书馆以前,与卢文弨合作,帮助两淮盐运使卢见曾把小戴所删的三十六篇校刻了出来,称之为《大戴礼记》(而不把小戴所保留的四十九篇放在里边)。在进了四库全书馆以后,戴震又参考《永乐大典》所保存的十篇,再把这卢刻《大戴礼记》校订一番,列入《四库全书》内。
宋朝李如圭著《仪礼集释》,以郑玄的原注为依据,戴震参考唐朝的石经、惠栋与沈大成的研究,改了十四个字,删了一百零六个字,增加二十四个字,把它收入《四库全书》。
李如圭的《仪礼释宫》久已散佚,戴震从《永乐大典》中抄了出来,恢复原状。
《礼记》、《仪礼》、《周官》,是所谓“三礼”,也就是有关典章制度的学问。这一套学问,戴震得之于江永,传授给江苏扬州府兴化县人任大椿。
任大椿参加四库全书馆的纂修工作。和他同事的另一戴震弟子,是扬州府高邮县人王念孙(怀祖)。王念孙于乾隆四十年考中翰林。戴震也是在这一年被特许以举人的资格越级参加“殿试”,成为翰林的。
王念孙留下一部《读书杂志》,其中多数的“创获”,实际上是由于对证《太平御览》《玉海》等“类书”所引的古本而来。
倘没有他的儿子王引之写出《经义述闻》,我们对于王念孙的造诣就不能怎样明了。王引之的另一部书《经传释词》,极有系统,配得上称为学者的津梁。
邵晋涵的不朽贡献是,从《永乐大典>之中抄出薛居正的《旧五代史》。其后,他帮助毕沅完成了《续资治通鉴》。
纪昀以总纂官的地位,督促全馆的同人,把《四库全书》修订成功,又依照乾隆的旨意,编出一部《四库全书总目提要》,功劳也很大。但提要也是成于众人之手.错误在所不免,每每有冤枉了原书的地方。今人余嘉锡特别写了一部《四库提要辨证》,来纠正四库之中史学与子学两库书籍的提要。
《四库全书》一共写了七部,分别储藏宫内的文渊阁、圆明园的文源阁、热河的文津阁、奉天(沈阳)的文溯阁、扬州的文汇阁、镇江的文宗阁、杭州的文澜阁。到今天仅剩下三部全的(文渊、文津、文溯),一部不全的(文澜)。倘若有人肯把它影印出来,我们真要受用不浅。
《细说清朝》六五、乾嘉学人
戴震是顾炎武以后影响最大的一位学人。他的弟子段玉裁与王念孙,均卓然有所建树。段氏的《说文解字注》与王氏的《广雅疏证》,是文字学的权威之作。
段氏的弟子陈奂,生于乾隆五十一年,卒于同治二年,对《诗经》极有研究,写了《诗毛氏传疏》《毛涛说》《毛诗音》《诗郑氏笺考征》《诗语助义》,等等。
陈奂在诸子之中最喜欢管子,但不曾发表有关管子的著作。他的两个学生戴望与丁士涵,却分别写成《管子校注》与《管子案》两部书。
王念孙很尊重汉儒的师说,是一个汉学家。他知道了汉儒的训诂方法,常常是指出某字为某字的假借,某字为某字的转注。于是他也运用这个方法,来解释古书之中许多难解的字。但是,指某字为某字之假借或转注,必须有根据、有例证。这叫做“以经解经”。
倘若,在某些地方“以经解经’的结果,与汉儒的解释不同,王念孙以为宁可放弃汉儒的说法。他的儿子王引之,说他是“熟于汉学之门户,而不囿于汉学之藩篱”的人。梁启超(任公)说,戴派的学术“确为清学,而非汉学”;又说“如高邮[王氏]父子者,实毛、郑、贾、马、服、杜之诤臣,非其将顺之臣也”。(“毛郑贾马服杜”,是毛苌,郑玄,贾逵,马融,服虔,杜预。)
王引之之在少年时候寝馈于《尔雅》《说文》,与顾炎武的《音学五书》。到了二十五岁以后,才从父亲处听到戴震、段玉裁等人关于古音古训的新道理。父亲也指点了他很多《易经》《书经》《诗经》《周官》《仪礼》大小戴《礼记》《春秋三传》《国语》《尔雅》这些书上的难题,而加以解释。他因此就写出《经义述闻》,加进了自己的若干意见,与《太岁考》二十一论、《通考》四十一条。
王引之的另一伟大著作,是《经传释词》。他自己在序中说明此书是“自九经三传及周秦西汉之书.凡助语之文遍为搜讨,分字编次”。他对于每一字的字义,均是“揆之本文而协,验之他卷而通,虽旧说所无,可以心知其意”的。
阮元在浙江当巡抚,聘了臧镛堂等几个书生,雇了十几个书记.把古书上的单字,一个一个写下来,按照一东二冬的韵目,依次排列,在每一个单字下面堆积了各书之中含有此一单字的句子。称这一部书为《经籍纂诂》,请了王引之与钱大昕二人作序。这《经籍纂诂》的确是一部符合于“戴派”传统的工具书。王引之在序文中自称“弟子”。实际上阮元也可算是王念孙的弟子。当时的人每以“王、阮”并称。阮元是扬州府仪征县人,生于乾隆二十九年,卒于道光二十九年,在乾隆五十四年考中翰林,历仕乾隆、嘉庆、道光三朝,当过山东与浙江的学政,兵部、礼部、户部与工部的侍郎,浙江、江西与河南的巡抚,湖广、两广与云贵的总督,体仁阁大学士,刑部与兵部的管部大臣,加官至太傅。逝世之时,享寿八十六岁。
阮元到一个地方,都很注意人才,提倡读书。他在杭州所办的诂经精舍、在广州所办的学海堂,均是有名的学术中心。
除了编出《经籍纂诂》以外,他又印行一套丛书,称为《学海堂经解》,一共搜罗一百八十多种清人研究经学的著作。《十三
经校勘记》也是在他的主持之下,由专人分别写成的。
在《易经校勘记》的序文中,阮元对惠栋颇有微辞.说惠栎在他的《周易述》里面,以及在校刊李鼎堂的《周易集解》之时,常常更改《易经》本文,所改的很多“似是而非”。
惠栋(定宇)是苏州府元和县人(元和现已并人吴县)。曾祖惠有声在家乡教书为生,与清初的隐士徐枋是好朋友。祖父惠周惕是徐枋的学生,于康熙三十年考中翰林,官至山东密云县知县,写了几部关于《易经》《春秋》与《三礼》的书,与两卷颇有创见的《诗说》。父亲惠士奇是康熙五十年的翰林,作了广东学政,于陛见雍正之时忤旨,罚修镇江城墙,其后被乾隆用为“侍讲”,当侍讲当了四年,回家后死在家中,留下《易说》《礼说》《春秋说》《大学说》《交食举隅)《琴笛理数考》等书。
惠栋在功名方面只是一个秀才,不乐仕进。他写了一部《九经古义》,阐扬家学:“余四世传经,咸通古义。”所谓古义,便是汉儒的师说。惠氏祖孙四代自成一派,认为“凡古必真.凡汉皆好”。
惠栋生平用力最多的,是《易经》,他写下了《周易述》《易汉学》《易例》。他的其他著作,是《古文尚书考》《明堂大道录)《禘说》《后汉书补注》。
惠栋的易学,不专主汉代某一经师或某一派经师的师说,而是兼容并包,把郑玄、虞翻、荀谞、京房纳入一炉。汉儒彼此之间并不一致,他们的学说的价值也大有高下,惠栋及所谓惠派忽略了这一点。
在惠栋的学生之中,以沈彤、江声、余萧客为最有名。沈彤是苏州府吴江县人,写了《周礼禄田考》《仪礼小疏》《春秋左氏传小疏》《尚书小疏》《果堂文集》,成就平常。江声是元和县人.专究《书经》,著有《尚书集注音疏》。孙星衍说他“篆写经文.又依
《说文》改字,所注《禹贡》仅有古地名,不便学者传诵”。余萧客是长洲人(长洲也并入吴县),留下一部《古经解钩沉》,网罗唐朝以前的旧说,把“凡汉皆好”的惠派传统,扩充为“唐朝以前皆好”(专与宋明的儒家作对)。
余萧客有一个弟子,叫做江藩。这江藩写了一部《国朝汉学师承记》,说黄宗羲不该把汉代五行家的“纳甲动爻”视为伪象,胡渭也不该“辟汉学五行灾异之说”。依照江藩的看法,只有惠氏一派才是清朝汉学的正统。
其实,黄宗羲与胡渭(《禹贡锥指》著者)并未标榜汉学,也不屑以汉学为标榜。
黄宗羲是王(阳明)门大师刘宗周的学生,与乾嘉以后的所谓汉学家并无关系。胡渭比黄宗羲稍晚,但也是明末清初的人(生于崇祯六年,卒于康熙五十三年)。胡渭专精地理,著有《禹贡锥指》;但也写了一部《大学翼真》,在思想上是属于朱熹一派,与汉学家无缘。
黄宗羲与一般的王门明儒又颇不相同,因为他除了注重诚意慎独的工夫以外,极主张读经读史。他说:“问学者必先穷经,经术所以经世。不为迂儒,必兼读史。读史不多,无以证理之变化。多而不求于心,则为俗学。”
他的著作很多,最重要的是《明儒学案》《二程学案》《孟子师说》《明夷待访录》《易学象数论》《授书随笔》《明史案》《四明山志》《今水经》《大统法辨》,等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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戴震在进入四库全书馆以前,与卢文弨合作,帮助两淮盐运使卢见曾把小戴所删的三十六篇校刻了出来,称之为《大戴礼记》(而不把小戴所保留的四十九篇放在里边)。在进了四库全书馆以后,戴震又参考《永乐大典》所保存的十篇,再把这卢刻《大戴礼记》校订一番,列入《四库全书》内。
宋朝李如圭著《仪礼集释》,以郑玄的原注为依据,戴震参考唐朝的石经、惠栋与沈大成的研究,改了十四个字,删了一百零六个字,增加二十四个字,把它收入《四库全书》。
李如圭的《仪礼释宫》久已散佚,戴震从《永乐大典》中抄了出来,恢复原状。
《礼记》、《仪礼》、《周官》,是所谓“三礼”,也就是有关典章制度的学问。这一套学问,戴震得之于江永,传授给江苏扬州府兴化县人任大椿。
任大椿参加四库全书馆的纂修工作。和他同事的另一戴震弟子,是扬州府高邮县人王念孙(怀祖)。王念孙于乾隆四十年考中翰林。戴震也是在这一年被特许以举人的资格越级参加“殿试”,成为翰林的。
王念孙留下一部《读书杂志》,其中多数的“创获”,实际上是由于对证《太平御览》《玉海》等“类书”所引的古本而来。
倘没有他的儿子王引之写出《经义述闻》,我们对于王念孙的造诣就不能怎样明了。王引之的另一部书《经传释词》,极有系统,配得上称为学者的津梁。
邵晋涵的不朽贡献是,从《永乐大典>之中抄出薛居正的《旧五代史》。其后,他帮助毕沅完成了《续资治通鉴》。
纪昀以总纂官的地位,督促全馆的同人,把《四库全书》修订成功,又依照乾隆的旨意,编出一部《四库全书总目提要》,功劳也很大。但提要也是成于众人之手.错误在所不免,每每有冤枉了原书的地方。今人余嘉锡特别写了一部《四库提要辨证》,来纠正四库之中史学与子学两库书籍的提要。
《四库全书》一共写了七部,分别储藏宫内的文渊阁、圆明园的文源阁、热河的文津阁、奉天(沈阳)的文溯阁、扬州的文汇阁、镇江的文宗阁、杭州的文澜阁。到今天仅剩下三部全的(文渊、文津、文溯),一部不全的(文澜)。倘若有人肯把它影印出来,我们真要受用不浅。
《细说清朝》六五、乾嘉学人
戴震是顾炎武以后影响最大的一位学人。他的弟子段玉裁与王念孙,均卓然有所建树。段氏的《说文解字注》与王氏的《广雅疏证》,是文字学的权威之作。
段氏的弟子陈奂,生于乾隆五十一年,卒于同治二年,对《诗经》极有研究,写了《诗毛氏传疏》《毛涛说》《毛诗音》《诗郑氏笺考征》《诗语助义》,等等。
陈奂在诸子之中最喜欢管子,但不曾发表有关管子的著作。他的两个学生戴望与丁士涵,却分别写成《管子校注》与《管子案》两部书。
王念孙很尊重汉儒的师说,是一个汉学家。他知道了汉儒的训诂方法,常常是指出某字为某字的假借,某字为某字的转注。于是他也运用这个方法,来解释古书之中许多难解的字。但是,指某字为某字之假借或转注,必须有根据、有例证。这叫做“以经解经”。
倘若,在某些地方“以经解经’的结果,与汉儒的解释不同,王念孙以为宁可放弃汉儒的说法。他的儿子王引之,说他是“熟于汉学之门户,而不囿于汉学之藩篱”的人。梁启超(任公)说,戴派的学术“确为清学,而非汉学”;又说“如高邮[王氏]父子者,实毛、郑、贾、马、服、杜之诤臣,非其将顺之臣也”。(“毛郑贾马服杜”,是毛苌,郑玄,贾逵,马融,服虔,杜预。)
王引之之在少年时候寝馈于《尔雅》《说文》,与顾炎武的《音学五书》。到了二十五岁以后,才从父亲处听到戴震、段玉裁等人关于古音古训的新道理。父亲也指点了他很多《易经》《书经》《诗经》《周官》《仪礼》大小戴《礼记》《春秋三传》《国语》《尔雅》这些书上的难题,而加以解释。他因此就写出《经义述闻》,加进了自己的若干意见,与《太岁考》二十一论、《通考》四十一条。
王引之的另一伟大著作,是《经传释词》。他自己在序中说明此书是“自九经三传及周秦西汉之书.凡助语之文遍为搜讨,分字编次”。他对于每一字的字义,均是“揆之本文而协,验之他卷而通,虽旧说所无,可以心知其意”的。
阮元在浙江当巡抚,聘了臧镛堂等几个书生,雇了十几个书记.把古书上的单字,一个一个写下来,按照一东二冬的韵目,依次排列,在每一个单字下面堆积了各书之中含有此一单字的句子。称这一部书为《经籍纂诂》,请了王引之与钱大昕二人作序。这《经籍纂诂》的确是一部符合于“戴派”传统的工具书。王引之在序文中自称“弟子”。实际上阮元也可算是王念孙的弟子。当时的人每以“王、阮”并称。阮元是扬州府仪征县人,生于乾隆二十九年,卒于道光二十九年,在乾隆五十四年考中翰林,历仕乾隆、嘉庆、道光三朝,当过山东与浙江的学政,兵部、礼部、户部与工部的侍郎,浙江、江西与河南的巡抚,湖广、两广与云贵的总督,体仁阁大学士,刑部与兵部的管部大臣,加官至太傅。逝世之时,享寿八十六岁。
阮元到一个地方,都很注意人才,提倡读书。他在杭州所办的诂经精舍、在广州所办的学海堂,均是有名的学术中心。
除了编出《经籍纂诂》以外,他又印行一套丛书,称为《学海堂经解》,一共搜罗一百八十多种清人研究经学的著作。《十三
经校勘记》也是在他的主持之下,由专人分别写成的。
在《易经校勘记》的序文中,阮元对惠栋颇有微辞.说惠栎在他的《周易述》里面,以及在校刊李鼎堂的《周易集解》之时,常常更改《易经》本文,所改的很多“似是而非”。
惠栋(定宇)是苏州府元和县人(元和现已并人吴县)。曾祖惠有声在家乡教书为生,与清初的隐士徐枋是好朋友。祖父惠周惕是徐枋的学生,于康熙三十年考中翰林,官至山东密云县知县,写了几部关于《易经》《春秋》与《三礼》的书,与两卷颇有创见的《诗说》。父亲惠士奇是康熙五十年的翰林,作了广东学政,于陛见雍正之时忤旨,罚修镇江城墙,其后被乾隆用为“侍讲”,当侍讲当了四年,回家后死在家中,留下《易说》《礼说》《春秋说》《大学说》《交食举隅)《琴笛理数考》等书。
惠栋在功名方面只是一个秀才,不乐仕进。他写了一部《九经古义》,阐扬家学:“余四世传经,咸通古义。”所谓古义,便是汉儒的师说。惠氏祖孙四代自成一派,认为“凡古必真.凡汉皆好”。
惠栋生平用力最多的,是《易经》,他写下了《周易述》《易汉学》《易例》。他的其他著作,是《古文尚书考》《明堂大道录)《禘说》《后汉书补注》。
惠栋的易学,不专主汉代某一经师或某一派经师的师说,而是兼容并包,把郑玄、虞翻、荀谞、京房纳入一炉。汉儒彼此之间并不一致,他们的学说的价值也大有高下,惠栋及所谓惠派忽略了这一点。
在惠栋的学生之中,以沈彤、江声、余萧客为最有名。沈彤是苏州府吴江县人,写了《周礼禄田考》《仪礼小疏》《春秋左氏传小疏》《尚书小疏》《果堂文集》,成就平常。江声是元和县人.专究《书经》,著有《尚书集注音疏》。孙星衍说他“篆写经文.又依
《说文》改字,所注《禹贡》仅有古地名,不便学者传诵”。余萧客是长洲人(长洲也并入吴县),留下一部《古经解钩沉》,网罗唐朝以前的旧说,把“凡汉皆好”的惠派传统,扩充为“唐朝以前皆好”(专与宋明的儒家作对)。
余萧客有一个弟子,叫做江藩。这江藩写了一部《国朝汉学师承记》,说黄宗羲不该把汉代五行家的“纳甲动爻”视为伪象,胡渭也不该“辟汉学五行灾异之说”。依照江藩的看法,只有惠氏一派才是清朝汉学的正统。
其实,黄宗羲与胡渭(《禹贡锥指》著者)并未标榜汉学,也不屑以汉学为标榜。
黄宗羲是王(阳明)门大师刘宗周的学生,与乾嘉以后的所谓汉学家并无关系。胡渭比黄宗羲稍晚,但也是明末清初的人(生于崇祯六年,卒于康熙五十三年)。胡渭专精地理,著有《禹贡锥指》;但也写了一部《大学翼真》,在思想上是属于朱熹一派,与汉学家无缘。
黄宗羲与一般的王门明儒又颇不相同,因为他除了注重诚意慎独的工夫以外,极主张读经读史。他说:“问学者必先穷经,经术所以经世。不为迂儒,必兼读史。读史不多,无以证理之变化。多而不求于心,则为俗学。”
他的著作很多,最重要的是《明儒学案》《二程学案》《孟子师说》《明夷待访录》《易学象数论》《授书随笔》《明史案》《四明山志》《今水经》《大统法辨》,等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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