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55章
其后,又在黄埔岛附近捉了一艘两桅小船。这显然也是无视中国的主权,侵犯中国的中立。清朝的两广总督蒋攸銛向大班益花臣交涉,照样不得要领,便逮捕了一个通事(翻译)。大班下令,叫英国商人完全撤离广州。蒋攸銛软下来,于是不了了之。
英国于维也纳会议以后,决心与中国建立正常的外交关系,以促进对华的贸易。于是,在嘉庆二十一年(1816年)第三次派遣使臣来华,所派的是阿美士特勋爵。
阿美士特于阳历2月8日离开英国的朴茨茅斯港,8月l2日到达天津大沽口,他被欢迎到通州的木厂公馆暂住。嘉庆皇帝派工部尚书苏楞额、理藩院尚书和世泰、礼部尚书穆克登额,劝导阿美士特演习三跪九叩首的大礼,阿美士特不肯。
到了阴历七月七日(8月29日)这一天的黎明,嘉庆在正大光明殿升朝,等阿美士特觐见。阿美士特这时已被苏楞额等连夜由通州送到宫门,却借口礼服与国书尚在通州,不肯进宫。苏楞额等向嘉庆报告,说英国的贡使临时得了急病。
嘉庆传旨宣召副使,副使也为了不愿磕头,不肯进宫。苏楞额等只得又报告嘉庆,说副使也得了急病。
嘉庆大怒,叫把阿美士特与副使由陆路送回广州,“贡表”(国书)与“贡物”(礼品)均拒绝收受。
事后,嘉庆才知道并非阿美士特与副使托病不肯入宫,而是苏楞额等不曾把磕头的道理说服他们,于是下旨将苏愣额等免职。
从此,中、英两国的邦交更加恶化。到了嘉庆的继承者道光皇帝之时,便爆发了鸦片战争。
通商问题以外,又有传教的问题,给清朝政府带来很大的烦恼。
清朝初年,直到康熙四十六年为止,天主教的传教士在中国颇受优待。这些传教士多数是耶稣会的会员,认为中国人祭祖与祭祀孔子并非崇拜偶像,因此就准许中国人于受洗入教以后,继续祭祖、祭孔。
在天主教内部,另有一派传教士不赞成耶稣会会员的看法与作风,向当时的教宗(教皇)告了一状。教宗派地铎罗到中同来禁止中国天主教徒祭祖、祭孔。康熙知道了,将铎岁驱逐出境。
康熙特地颁发诏书:传教士必须不反对祭祖、祭孔,才由内务府颁给印票,没有印票的传教士一律逐去澳门。
雍正皇帝在雍正元年(1723年)扩大康熙的禁令:只准在中国政府任职的外国人住在北京。其余的一律不许住在中国境内(除了澳门以外)。所有的天主堂一概改为“公所”,信仰天主教便是违法。
乾隆也禁止天主教,但是天主教徒仍在暗中活动。
嘉庆由于吃了白莲教与天理教的苦,对天主教徒也十分猜疑。他在嘉庆十年把个私自入境的传教士德天锡圈禁在热河,到嘉庆二十年又捉了另一个传教士关月旺,并加绞死。
这时候西洋各国还不十分明了中国的国力,没有藉此小题大作,否则等不到咸丰年间便会派兵来保侨护教了。
《细说清朝》七○、道光皇帝
嘉庆皇帝在嘉庆二十五年(1820年)七月病死于热河避暑山庄。死前的几小时,领侍卫内大臣赛冲阿等三人与军机大臣托津等四人、内务府总管禧恩等二人聚在一起,“公启鐍匣,宣示嘉庆四年御书”,立皇次于绵宁为太子。
这时候,皇次子也在热河。嘉庆既死,皇后钮祜禄氏在北京不知道赛冲阿等人已经启了鐍匣,还特地派人到热河,命令皇次子“即正尊位”。于是,皇次子一面以“嘉庆四年御书”进呈钮祜禄氏,尊钮祜禄氏为皇太后(历史上的孝和睿皇后),一面护送嘉庆的梓宫(棺材)启程回京,在八月庚戌日即皇帝位于太和殿。按照雍正以来的习惯,太子究为何人,应该有圣旨藏在正大光明殿的匾额后面的匣子里。为什么孝和睿皇后不去打开这个厘子,而自作主张,派人到热河去,叫皇次子继承大统?这匣子,究竟有没有放在正大光明殿的后面?赛冲阿等人所公启的鐍匣,是否就是这个?或是另一个匣子?
嘉庆这时候年龄仅有六十一岁,身体很好,为什么在“巡幸木兰”之时,要把“立太子”的御书藏在一个匣子里,带到热河去?嘉庆在七月己卯日得病,当天就死,这也是很奇怪的。
在新皇帝即位以后的第十一天,九月庚申日,军机大臣托津、戴均元、文孚、卢恩溥被新皇帝“切责”,说他们把遗诏写错。遗诏由顾命大臣代写,本是清朝的老规矩,但怎么竟然写错?真有点滑稽。
错在什么地方?据官方的文件说,是错在把高宗纯皇帝(乾隆)的出生地点写作热河避暑山庄(应该写作京师雍和宫,在当时是雍亲王府,雍正是雍亲王)。
这一点小错误,惹起新皇帝大发睥气,将军机大臣之中托津与戴均元二人免职,文孚与卢恩溥二人交部议处。也许他们的真正错误,另有所在。
嘉庆生了五个儿子,大儿子没有名字,为刘贵妃所生,生下来不满两岁便死。皇次子绵宁,为孝淑睿皇后(喜塔腊氏)所生。皇三子绵恺、皇四子绵忻为孝和睿皇后钮祜禄氏所生。皇五子绵愉,为恭顺皇贵妃(钮祜禄氏)所生。
皇次子的母亲,死于嘉庆二年,那时候皇次子才十六岁,到嘉庆十八年,在林清的天理教徒闯入宫城之时,皇次子用鸟枪抵抗,打死两个。嘉庆很喜欢,才封皇次子为智亲王。
皇三子绵恺也参加了抵抗天理教徒的勇敢举动,但只获得了一个传旨嘉奖。过了六年,才受封为惇郡王。
这一年,嘉庆二十四年,皇四子绵忻却无缘无故地被封为瑞亲王,比皇三子更高一级。是否嘉庆特别喜欢这皇四子,很值得推敲。
皇五子绵愉,是到了新皇帝(道光)即位以后才当郡王的(惠郡王)。问题不在于这皇五子或皇三子,而在于皇次子与皇四子之间。然而我们的推敲也只能到此为止,原因是史料缺乏。道光皇帝生于乾隆四十七年,即位的时候已有三十九岁。
他接下了一个灾祸频仍的帝国,颇知物力艰难,生平最不舍得用钱。传说他套裤穿破,在膝盖上补了两块,而不肯缝制新的。朝中的大臣们,因此也纷纷穿了破旧衣裳上朝。
他在位三十年。前十五年信任曹振镛,革新庶政不少。后十五年,上了奸臣穆彰阿的当,对林则徐始用终弃,把禁烟的事弄得功败垂成,订下《南京条约》,及其后的种种不平等条约,开门揖盗,使得中国沦为列强的半殖民地。
曹振镛是安徽歙县人,在乾隆四十六年考取翰林,于嘉庆年间历升至体仁阁大学士,管理工部。道光一即位,便任命他为军机大臣;从此,一直倚畀到道光十五年死去。军机大臣是在宫内陪着皇帝办公的人。曹振镛埋头做事,很少说话,当时的人均以为他并无建树,称他为“庸庸碌碌曹丞相”。其实他为政颇识大体,办事既不怕得罪人,也不失之苛刻。
他与各省的封疆大吏不结党援,而颇肯支持其中实心任事的几位,例如孙玉庭、蒋攸銛、陶澍。
当时内政上的三大问题,是漕运、河工、盐务。漕运要依赖运河,然而运河常有阻塞、倒灌与泛滥的灾害。把米粮由江苏运到北京,费用极大,弊端不少。陶澍住江苏巡抚任上,于道光六年试行“海运”,雇船由上海出发,直达天津,运了一百六十几万石米而毫无损耗,并且利用回程的空船,买大豆运到上海卖,替公家赚了不少钱,用以疏治吴淞江,使得太湖沿岸的农民免了水患。其后,陶澍升任两江总督,又会同按察使林则徐,把长江以南一段的运河彻底整顿,疏浚了徒阳河、刘河、白茆河、练湖。在盐务的一方面,陶澍取消包商制度,改行票引制度。所谓票,便是政府颁发的运销执照,每票规定运盐若干斤,销于何处。于是,浮费免了,盐价减低了,政府的收入也增加了。
蒋攸銛在嘉庆年间历任江苏巡抚、浙江巡抚、两广总督、四川总督。道光皇帝先后调他当刑部尚书、直隶总督、两江总督。他在四川总督任上保举过陶澍(那时候陶澍是川东道道尹)。但在主张上,他一向却是反对“海运”的。到了担任两江总督之时(道光七年),他见到陶澍所办的海运成绩很好,也就竭力主张海运,继续办了一些时候。
孙玉庭在嘉庆一朝,当过广东、广西、云南的巡抚,云贵总督,湖广总督,两江总督。道光即位以后,前后加给他协办大学士与体仁阁大学士的荣衔,仍留两江原任,到道光四年才换了人。孙玉庭在盐政上的一大贡献,是把乾隆年间所规定的“封轮法”取消。从此,盐船到了汉口,随到随卖。孙玉庭也建议过索性把漕运的“浮收”明白规定,一律按照漕粮的实数加收浮费百分之二十五,但不曾被道光批准。
道光即位不到一个月,新疆就发生了“张格尔之乱”。张格尔是乾隆年间被杀的大和卓布拉呢敦的孙儿。
张格尔的父亲萨木克,于乾隆灭了大小和卓以后,率领若干人逃到葱岭西边的浩罕国(在塔什干东南),过流亡的生活。清朝政府每年津贴浩罕国国王一万两银子,托他约束萨木克及其所率领的流亡分子。
可惜清朝自身派驻新疆的官吏,多数是坏人,不仅贪污,而且挟了民族优越感胡作非为,引起维吾尔族老百姓的一致憎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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英国于维也纳会议以后,决心与中国建立正常的外交关系,以促进对华的贸易。于是,在嘉庆二十一年(1816年)第三次派遣使臣来华,所派的是阿美士特勋爵。
阿美士特于阳历2月8日离开英国的朴茨茅斯港,8月l2日到达天津大沽口,他被欢迎到通州的木厂公馆暂住。嘉庆皇帝派工部尚书苏楞额、理藩院尚书和世泰、礼部尚书穆克登额,劝导阿美士特演习三跪九叩首的大礼,阿美士特不肯。
到了阴历七月七日(8月29日)这一天的黎明,嘉庆在正大光明殿升朝,等阿美士特觐见。阿美士特这时已被苏楞额等连夜由通州送到宫门,却借口礼服与国书尚在通州,不肯进宫。苏楞额等向嘉庆报告,说英国的贡使临时得了急病。
嘉庆传旨宣召副使,副使也为了不愿磕头,不肯进宫。苏楞额等只得又报告嘉庆,说副使也得了急病。
嘉庆大怒,叫把阿美士特与副使由陆路送回广州,“贡表”(国书)与“贡物”(礼品)均拒绝收受。
事后,嘉庆才知道并非阿美士特与副使托病不肯入宫,而是苏楞额等不曾把磕头的道理说服他们,于是下旨将苏愣额等免职。
从此,中、英两国的邦交更加恶化。到了嘉庆的继承者道光皇帝之时,便爆发了鸦片战争。
通商问题以外,又有传教的问题,给清朝政府带来很大的烦恼。
清朝初年,直到康熙四十六年为止,天主教的传教士在中国颇受优待。这些传教士多数是耶稣会的会员,认为中国人祭祖与祭祀孔子并非崇拜偶像,因此就准许中国人于受洗入教以后,继续祭祖、祭孔。
在天主教内部,另有一派传教士不赞成耶稣会会员的看法与作风,向当时的教宗(教皇)告了一状。教宗派地铎罗到中同来禁止中国天主教徒祭祖、祭孔。康熙知道了,将铎岁驱逐出境。
康熙特地颁发诏书:传教士必须不反对祭祖、祭孔,才由内务府颁给印票,没有印票的传教士一律逐去澳门。
雍正皇帝在雍正元年(1723年)扩大康熙的禁令:只准在中国政府任职的外国人住在北京。其余的一律不许住在中国境内(除了澳门以外)。所有的天主堂一概改为“公所”,信仰天主教便是违法。
乾隆也禁止天主教,但是天主教徒仍在暗中活动。
嘉庆由于吃了白莲教与天理教的苦,对天主教徒也十分猜疑。他在嘉庆十年把个私自入境的传教士德天锡圈禁在热河,到嘉庆二十年又捉了另一个传教士关月旺,并加绞死。
这时候西洋各国还不十分明了中国的国力,没有藉此小题大作,否则等不到咸丰年间便会派兵来保侨护教了。
《细说清朝》七○、道光皇帝
嘉庆皇帝在嘉庆二十五年(1820年)七月病死于热河避暑山庄。死前的几小时,领侍卫内大臣赛冲阿等三人与军机大臣托津等四人、内务府总管禧恩等二人聚在一起,“公启鐍匣,宣示嘉庆四年御书”,立皇次于绵宁为太子。
这时候,皇次子也在热河。嘉庆既死,皇后钮祜禄氏在北京不知道赛冲阿等人已经启了鐍匣,还特地派人到热河,命令皇次子“即正尊位”。于是,皇次子一面以“嘉庆四年御书”进呈钮祜禄氏,尊钮祜禄氏为皇太后(历史上的孝和睿皇后),一面护送嘉庆的梓宫(棺材)启程回京,在八月庚戌日即皇帝位于太和殿。按照雍正以来的习惯,太子究为何人,应该有圣旨藏在正大光明殿的匾额后面的匣子里。为什么孝和睿皇后不去打开这个厘子,而自作主张,派人到热河去,叫皇次子继承大统?这匣子,究竟有没有放在正大光明殿的后面?赛冲阿等人所公启的鐍匣,是否就是这个?或是另一个匣子?
嘉庆这时候年龄仅有六十一岁,身体很好,为什么在“巡幸木兰”之时,要把“立太子”的御书藏在一个匣子里,带到热河去?嘉庆在七月己卯日得病,当天就死,这也是很奇怪的。
在新皇帝即位以后的第十一天,九月庚申日,军机大臣托津、戴均元、文孚、卢恩溥被新皇帝“切责”,说他们把遗诏写错。遗诏由顾命大臣代写,本是清朝的老规矩,但怎么竟然写错?真有点滑稽。
错在什么地方?据官方的文件说,是错在把高宗纯皇帝(乾隆)的出生地点写作热河避暑山庄(应该写作京师雍和宫,在当时是雍亲王府,雍正是雍亲王)。
这一点小错误,惹起新皇帝大发睥气,将军机大臣之中托津与戴均元二人免职,文孚与卢恩溥二人交部议处。也许他们的真正错误,另有所在。
嘉庆生了五个儿子,大儿子没有名字,为刘贵妃所生,生下来不满两岁便死。皇次子绵宁,为孝淑睿皇后(喜塔腊氏)所生。皇三子绵恺、皇四子绵忻为孝和睿皇后钮祜禄氏所生。皇五子绵愉,为恭顺皇贵妃(钮祜禄氏)所生。
皇次子的母亲,死于嘉庆二年,那时候皇次子才十六岁,到嘉庆十八年,在林清的天理教徒闯入宫城之时,皇次子用鸟枪抵抗,打死两个。嘉庆很喜欢,才封皇次子为智亲王。
皇三子绵恺也参加了抵抗天理教徒的勇敢举动,但只获得了一个传旨嘉奖。过了六年,才受封为惇郡王。
这一年,嘉庆二十四年,皇四子绵忻却无缘无故地被封为瑞亲王,比皇三子更高一级。是否嘉庆特别喜欢这皇四子,很值得推敲。
皇五子绵愉,是到了新皇帝(道光)即位以后才当郡王的(惠郡王)。问题不在于这皇五子或皇三子,而在于皇次子与皇四子之间。然而我们的推敲也只能到此为止,原因是史料缺乏。道光皇帝生于乾隆四十七年,即位的时候已有三十九岁。
他接下了一个灾祸频仍的帝国,颇知物力艰难,生平最不舍得用钱。传说他套裤穿破,在膝盖上补了两块,而不肯缝制新的。朝中的大臣们,因此也纷纷穿了破旧衣裳上朝。
他在位三十年。前十五年信任曹振镛,革新庶政不少。后十五年,上了奸臣穆彰阿的当,对林则徐始用终弃,把禁烟的事弄得功败垂成,订下《南京条约》,及其后的种种不平等条约,开门揖盗,使得中国沦为列强的半殖民地。
曹振镛是安徽歙县人,在乾隆四十六年考取翰林,于嘉庆年间历升至体仁阁大学士,管理工部。道光一即位,便任命他为军机大臣;从此,一直倚畀到道光十五年死去。军机大臣是在宫内陪着皇帝办公的人。曹振镛埋头做事,很少说话,当时的人均以为他并无建树,称他为“庸庸碌碌曹丞相”。其实他为政颇识大体,办事既不怕得罪人,也不失之苛刻。
他与各省的封疆大吏不结党援,而颇肯支持其中实心任事的几位,例如孙玉庭、蒋攸銛、陶澍。
当时内政上的三大问题,是漕运、河工、盐务。漕运要依赖运河,然而运河常有阻塞、倒灌与泛滥的灾害。把米粮由江苏运到北京,费用极大,弊端不少。陶澍住江苏巡抚任上,于道光六年试行“海运”,雇船由上海出发,直达天津,运了一百六十几万石米而毫无损耗,并且利用回程的空船,买大豆运到上海卖,替公家赚了不少钱,用以疏治吴淞江,使得太湖沿岸的农民免了水患。其后,陶澍升任两江总督,又会同按察使林则徐,把长江以南一段的运河彻底整顿,疏浚了徒阳河、刘河、白茆河、练湖。在盐务的一方面,陶澍取消包商制度,改行票引制度。所谓票,便是政府颁发的运销执照,每票规定运盐若干斤,销于何处。于是,浮费免了,盐价减低了,政府的收入也增加了。
蒋攸銛在嘉庆年间历任江苏巡抚、浙江巡抚、两广总督、四川总督。道光皇帝先后调他当刑部尚书、直隶总督、两江总督。他在四川总督任上保举过陶澍(那时候陶澍是川东道道尹)。但在主张上,他一向却是反对“海运”的。到了担任两江总督之时(道光七年),他见到陶澍所办的海运成绩很好,也就竭力主张海运,继续办了一些时候。
孙玉庭在嘉庆一朝,当过广东、广西、云南的巡抚,云贵总督,湖广总督,两江总督。道光即位以后,前后加给他协办大学士与体仁阁大学士的荣衔,仍留两江原任,到道光四年才换了人。孙玉庭在盐政上的一大贡献,是把乾隆年间所规定的“封轮法”取消。从此,盐船到了汉口,随到随卖。孙玉庭也建议过索性把漕运的“浮收”明白规定,一律按照漕粮的实数加收浮费百分之二十五,但不曾被道光批准。
道光即位不到一个月,新疆就发生了“张格尔之乱”。张格尔是乾隆年间被杀的大和卓布拉呢敦的孙儿。
张格尔的父亲萨木克,于乾隆灭了大小和卓以后,率领若干人逃到葱岭西边的浩罕国(在塔什干东南),过流亡的生活。清朝政府每年津贴浩罕国国王一万两银子,托他约束萨木克及其所率领的流亡分子。
可惜清朝自身派驻新疆的官吏,多数是坏人,不仅贪污,而且挟了民族优越感胡作非为,引起维吾尔族老百姓的一致憎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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