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72章
而且“子城”的“城”字与“国藩”的“藩”字颇能配合,名曰国藩而字曰子城,最恰当不过。
他改字涤生,另有一段经过。传说他年轻之时,遭遇了一件甚不愉快的事,愤而自杀未死。罗泽南(罗山)劝他不必过于自疚,不妨取“涤生”二字为号,时加警惕。君子不患无过,患不能改。
罗泽南比他年长四岁,学问很好,研究张载、周敦颐、朱熹的著作均有心得,是一位言行相符的理学家;也写了好几部书(《西铭讲义》、《太极衍义》、《小学韵语》,等等)。
罗泽南对曾国藩颇为爱护,曾对罗也极敬重,两人的关系可说是在师友之间。曾氏一生在修养上居敬主诚,宗程、朱而不宗陆、王,大半是受了罗氏的影响。
曾发达得早,在二十三岁中了秀才,二十四岁中了举人,二十八岁中了进士,点了翰林。罗呢,满了三十,才中秀才;满了四十,才中举人。到了[咸丰三年]四十七岁,率领“湘勇”打仗,才开始有所表现。
湘勇创办以前,已有所谓“楚勇”,也是湖南人的武装结合。楚勇的首领江忠源曾经在家乡办团练,活捉了当地天地会的领袖雷再浩,其后到浙江秀水当知县,于咸丰元年丁忧回家,奉钦差大臣赛尚阿征调,招募了五百名老百姓,称为楚勇,带往广西。存,“西,江忠源与乌兰泰很能合作,与向荣却合不来。他和乌兰泰见解相同,认为既围永安,不该缺上一角,赛尚阿不听,江忠源一气,回家。
回家以后,听说太平军果然突围,桂林危急,他又募了一些楚勇再来广西,想帮帮乌兰泰的忙。他到达广西之时,乌兰泰已死,全州无可守御,便伏兵在全州北边的蓑衣渡,打了一个胜仗。其后,他赶到长沙,与太平军战于南门,又在天心阁筑一堡垒。长沙之能够保全,他的功劳不小。
再其后,他又赶到南昌,入城坚守。守了九十几天,太平军无可奈何。这时候,咸丰四年六月至八月,罗泽南带领两千湘勇,以及原驻镇篁(凤凰)的绿营兵到南昌来解围。南昌之能够保全,一半是江忠源守得好,一半也是罗泽南及其麾下当军官的“诸生”肯拼命。
所谓诸生,是若干知识青年,其中有些是罗泽南的弟子,有些不是。
在罗泽南的弟子之中,以李续宾、李续宜兄弟为最有能力。续宾其后于咸丰七年四月攻下九江,咸丰八年十月战死于三河。续宜在九年六七月间会同刘长佑战石达开于宝庆,解了宝庆之围;又在咸丰十年及十一年,帮助曾周荃攻叶芸来于安庆,阻挡了陈玉成的援兵;于同治二年病死,死时四十一岁。
江忠源在守好南昌以后,率领楚勇去守庐州(合肥),也是比太平军早到一步。可惜他此次所带的楚勇太步,只有一千人不足,而清军其他部队远屯四十里外,坐视不救。结果,庐州被陈玉成拿下,江忠源投水而死,死的时候也仅有四十二岁。(咸丰三年十二月二十七日)。
罗泽南于咸丰六年三月进攻武昌之时中弹阵亡,年纪也只是五十而已(他比江忠源长五岁,比李续宜长十六岁)。
曾国藩却是一个命大的人,活到六十二岁,功成业就寿终正寝(同治十一年1872年二月初四日)。
他在奉旨帮办湖南团练以前,官运已经不错。由翰林而侍读、侍讲、内阁学士、礼部右侍郎,兼署兵部右侍郎(其后升署左侍郎),又兼工部左侍郎、刑部左侍郎、吏部左侍郎。六部之中,他兼了五部,只有户部的侍郎他还不曾兼掌。在这期间,他也先后担任过四川与江西的正考官(主考)。
朝廷之中,穆彰阿是他的恩师(会试之时的主考),大学士倭仁是他的前辈。
倭仁是蒙古人,生长河南开封,翰林出身,服膺程、朱,作过咸丰的老师(詹事),历任大理寺卿、翰林院掌院学士、工部尚书、文渊阁大学士、文华殿大学士,居官持正不阿,是有清一代的名臣。倭仁对曾国藩甚为器重,常与曾国藩讲求性理之学。
恩师与前辈以外,曾国藩另有几位益友李棠阶、吴廷栋、何桂珍、窦垿,等等。这几人都是程、朱一派的理学家。李棠阶后来在晚年当了军机大臣。
和曾国藩交往最密切的,是郭嵩焘。郭是湘阴人,于道光十七年在长沙与曾相识;于道光二十七年考中进士,点了翰林,又在京城与曾异地相逢。
郭为人鲠直而具有卓见,在官场中落落寡合。虽则其后也当了两淮盐运使、署理广东巡抚,与出使英国大臣,但失意的时候多,得意的时候少。
曾最了解他,与他交谊极厚,并且结为儿女亲家。郭与左宗棠是小同乡,也是亲家,到过浙江,帮左宗棠的忙,却与左不甚相得。曾写了几首诗安慰他,其中有两首是:“一病多劳勤护惜,嗟君此别太匆匆。二三知己天涯隔,强半光阴道路中......宦海情怀蝉翼薄,离人心绪茧丝用。更怜吴会飘零客,纸帐孤灯半夜阑。”
另一次,曾接到郭的诗,和了六首。其中有四句是:“日日怀刘子,时时忆郭生,仰天忽长叹,绕屋独巡行。”这诗中的刘子,是刘蓉,字孟容,湘乡人。
曾国藩自幼与刘蓉为道义之交,其后连中高科,誉满京华,心中所念念不忘的,仍是蛰居故乡的这位刘子:“昔者初结交,与世固殊辙。垂头对灯火,一心相媚悦......所愧偷太仓,无异哀穷乞。羡君老岩阿,闲味甘于蜜。”
刘蓉的才干,在曾国藩看来是很高的:“我思竟何处,四海一刘蓉。具眼规皇古,低头拜老农。乾坤皆在壁,霜雪必蟠胸。他日余能访,千山捉卧龙。”
卧龙不等待曾国藩去访捉,已在太平军进攻长沙之时被湘乡县的县知事请了出来,协助罗泽南创办本县的团练。这团练在名义上是由曾国藩的父亲曾麟书以大绅士的资格出面主持。
不久,曾国藩因奔丧而回家;回家以后,奉到咸丰皇帝的谕旨,叫他帮助湖南巡抚张亮基办理全省的团练。曾国藩本不想担负这一份责任,准备上一个“疏”(奏折)恳辞。郭嵩焘却走了来,劝他勉为其难,说武汉已被太平军占了,湖南处境日危。他这才决心去长沙就任。这时候已经是咸丰二年十二月的下旬
《细说清朝》九○、编练湘勇
罗泽南所练的湘勇三营,先期调来长沙。江忠源的楚勇,大部分跟江忠源去了湖北、江西,但也有一部分留在长沙。曾国藩除了叫人在湘乡继续招募若干湘勇以外,又叫人在辰州招了一些“辰勇”,在宝庆招了一些“宝勇”。其后,所有的这些勇,均统名为“湘军”,而“湘军”的“湘”字不再是“湘乡”的缩写,而是“湘省”的缩写了。
曾国藩任事不到半年,在种种方面均显出毕竟不凡。练兵、带兵,他原是十足的外行。他只凭一股热忱与得自读书和修养的一套“明理”的工夫,结果把军事办得井井有条。
首先,他替湘军定下编制,以营为作战单位,每营营官一人,兵士三百六十人,长夫一百四十人,其后扩充为官兵五百零五人,长夫一百八十人,分为四哨,哨有哨官,哨下有什,什设什长。兵士的步器以刀矛为主,但也有小枪、抬枪、劈山炮。每营有刀矛十九队、小枪九队、抬枪八队、劈山炮两队,共计三十八队,各队的人数不等。
所谓长夫,是辎重兵兼工兵,在行军的时候担任搬运,在扎营的时候担任掘壕、筑墙。壕有多深、多阔,墙有多高、多厚;壕有几道,离墙若干尺,等等,曾国藩均一一加以规定。行军的行列次序.每天行若干里,几时出发,几时停止,几时掘壕、筑墙,几时造饭、吃饭,曾国藩也立下“章程”,叫大家遵守。
他所最注重的是操练。操练的内容,包括个别的步技与团体的摆阵。他认为兵士必须步技好,作战才能勇敢。他研究了自古以来的种种阵法与太平军惯用的几种阵法,然后创造出自己的阵法来,叫大家练习。曾国藩很参考了一些兵书,其中最重要的一部是戚继光的《练兵实纪》。王錱的《练勇刍言》,曾也颇加重视。
《细说清朝》九一、抑制王錱【zhen】
王錱是罗洋南的学生,中过秀才,传说他是在湘乡首先建议办团练的人。在最先成立的三营之中,他是左营的营官,罗泽南是中营的营官,另一个邹寿璘是右营的营官。
王錱确是一个将才,驭下极严,严而有恩,兵士滥取民间
物立斩,军官执行命令而超过时限也斩。官兵的大部分薪饷与赏金,由部队径送官兵的家,不许官兵把银钱随身携带太多,多到十两以上的斩。
王錱在咸丰三年(1853年)正月牛刀小试。奉了曾国藩与署理巡抚潘铎之命,带领三百名湘勇去耒阳、衡山一带,镇压当地的农民武装与来自两广交界的会党。三个月以后,他从江西来的会党手中夺回桂东县县城。
其后,他把部队扩充到三千人,直接向复任逃抚的骆秉章请饷、请械。曾国藩认为,第一,他收兵太滥;第二,他不该向巡抚请饷、请械,因为湘勇是民间的组织,饷械的来源是民间的捐款,倘若向巡抚请饷、请械,就要丧失湘勇的民间性。王錱的看法与曾国藩不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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他改字涤生,另有一段经过。传说他年轻之时,遭遇了一件甚不愉快的事,愤而自杀未死。罗泽南(罗山)劝他不必过于自疚,不妨取“涤生”二字为号,时加警惕。君子不患无过,患不能改。
罗泽南比他年长四岁,学问很好,研究张载、周敦颐、朱熹的著作均有心得,是一位言行相符的理学家;也写了好几部书(《西铭讲义》、《太极衍义》、《小学韵语》,等等)。
罗泽南对曾国藩颇为爱护,曾对罗也极敬重,两人的关系可说是在师友之间。曾氏一生在修养上居敬主诚,宗程、朱而不宗陆、王,大半是受了罗氏的影响。
曾发达得早,在二十三岁中了秀才,二十四岁中了举人,二十八岁中了进士,点了翰林。罗呢,满了三十,才中秀才;满了四十,才中举人。到了[咸丰三年]四十七岁,率领“湘勇”打仗,才开始有所表现。
湘勇创办以前,已有所谓“楚勇”,也是湖南人的武装结合。楚勇的首领江忠源曾经在家乡办团练,活捉了当地天地会的领袖雷再浩,其后到浙江秀水当知县,于咸丰元年丁忧回家,奉钦差大臣赛尚阿征调,招募了五百名老百姓,称为楚勇,带往广西。存,“西,江忠源与乌兰泰很能合作,与向荣却合不来。他和乌兰泰见解相同,认为既围永安,不该缺上一角,赛尚阿不听,江忠源一气,回家。
回家以后,听说太平军果然突围,桂林危急,他又募了一些楚勇再来广西,想帮帮乌兰泰的忙。他到达广西之时,乌兰泰已死,全州无可守御,便伏兵在全州北边的蓑衣渡,打了一个胜仗。其后,他赶到长沙,与太平军战于南门,又在天心阁筑一堡垒。长沙之能够保全,他的功劳不小。
再其后,他又赶到南昌,入城坚守。守了九十几天,太平军无可奈何。这时候,咸丰四年六月至八月,罗泽南带领两千湘勇,以及原驻镇篁(凤凰)的绿营兵到南昌来解围。南昌之能够保全,一半是江忠源守得好,一半也是罗泽南及其麾下当军官的“诸生”肯拼命。
所谓诸生,是若干知识青年,其中有些是罗泽南的弟子,有些不是。
在罗泽南的弟子之中,以李续宾、李续宜兄弟为最有能力。续宾其后于咸丰七年四月攻下九江,咸丰八年十月战死于三河。续宜在九年六七月间会同刘长佑战石达开于宝庆,解了宝庆之围;又在咸丰十年及十一年,帮助曾周荃攻叶芸来于安庆,阻挡了陈玉成的援兵;于同治二年病死,死时四十一岁。
江忠源在守好南昌以后,率领楚勇去守庐州(合肥),也是比太平军早到一步。可惜他此次所带的楚勇太步,只有一千人不足,而清军其他部队远屯四十里外,坐视不救。结果,庐州被陈玉成拿下,江忠源投水而死,死的时候也仅有四十二岁。(咸丰三年十二月二十七日)。
罗泽南于咸丰六年三月进攻武昌之时中弹阵亡,年纪也只是五十而已(他比江忠源长五岁,比李续宜长十六岁)。
曾国藩却是一个命大的人,活到六十二岁,功成业就寿终正寝(同治十一年1872年二月初四日)。
他在奉旨帮办湖南团练以前,官运已经不错。由翰林而侍读、侍讲、内阁学士、礼部右侍郎,兼署兵部右侍郎(其后升署左侍郎),又兼工部左侍郎、刑部左侍郎、吏部左侍郎。六部之中,他兼了五部,只有户部的侍郎他还不曾兼掌。在这期间,他也先后担任过四川与江西的正考官(主考)。
朝廷之中,穆彰阿是他的恩师(会试之时的主考),大学士倭仁是他的前辈。
倭仁是蒙古人,生长河南开封,翰林出身,服膺程、朱,作过咸丰的老师(詹事),历任大理寺卿、翰林院掌院学士、工部尚书、文渊阁大学士、文华殿大学士,居官持正不阿,是有清一代的名臣。倭仁对曾国藩甚为器重,常与曾国藩讲求性理之学。
恩师与前辈以外,曾国藩另有几位益友李棠阶、吴廷栋、何桂珍、窦垿,等等。这几人都是程、朱一派的理学家。李棠阶后来在晚年当了军机大臣。
和曾国藩交往最密切的,是郭嵩焘。郭是湘阴人,于道光十七年在长沙与曾相识;于道光二十七年考中进士,点了翰林,又在京城与曾异地相逢。
郭为人鲠直而具有卓见,在官场中落落寡合。虽则其后也当了两淮盐运使、署理广东巡抚,与出使英国大臣,但失意的时候多,得意的时候少。
曾最了解他,与他交谊极厚,并且结为儿女亲家。郭与左宗棠是小同乡,也是亲家,到过浙江,帮左宗棠的忙,却与左不甚相得。曾写了几首诗安慰他,其中有两首是:“一病多劳勤护惜,嗟君此别太匆匆。二三知己天涯隔,强半光阴道路中......宦海情怀蝉翼薄,离人心绪茧丝用。更怜吴会飘零客,纸帐孤灯半夜阑。”
另一次,曾接到郭的诗,和了六首。其中有四句是:“日日怀刘子,时时忆郭生,仰天忽长叹,绕屋独巡行。”这诗中的刘子,是刘蓉,字孟容,湘乡人。
曾国藩自幼与刘蓉为道义之交,其后连中高科,誉满京华,心中所念念不忘的,仍是蛰居故乡的这位刘子:“昔者初结交,与世固殊辙。垂头对灯火,一心相媚悦......所愧偷太仓,无异哀穷乞。羡君老岩阿,闲味甘于蜜。”
刘蓉的才干,在曾国藩看来是很高的:“我思竟何处,四海一刘蓉。具眼规皇古,低头拜老农。乾坤皆在壁,霜雪必蟠胸。他日余能访,千山捉卧龙。”
卧龙不等待曾国藩去访捉,已在太平军进攻长沙之时被湘乡县的县知事请了出来,协助罗泽南创办本县的团练。这团练在名义上是由曾国藩的父亲曾麟书以大绅士的资格出面主持。
不久,曾国藩因奔丧而回家;回家以后,奉到咸丰皇帝的谕旨,叫他帮助湖南巡抚张亮基办理全省的团练。曾国藩本不想担负这一份责任,准备上一个“疏”(奏折)恳辞。郭嵩焘却走了来,劝他勉为其难,说武汉已被太平军占了,湖南处境日危。他这才决心去长沙就任。这时候已经是咸丰二年十二月的下旬
《细说清朝》九○、编练湘勇
罗泽南所练的湘勇三营,先期调来长沙。江忠源的楚勇,大部分跟江忠源去了湖北、江西,但也有一部分留在长沙。曾国藩除了叫人在湘乡继续招募若干湘勇以外,又叫人在辰州招了一些“辰勇”,在宝庆招了一些“宝勇”。其后,所有的这些勇,均统名为“湘军”,而“湘军”的“湘”字不再是“湘乡”的缩写,而是“湘省”的缩写了。
曾国藩任事不到半年,在种种方面均显出毕竟不凡。练兵、带兵,他原是十足的外行。他只凭一股热忱与得自读书和修养的一套“明理”的工夫,结果把军事办得井井有条。
首先,他替湘军定下编制,以营为作战单位,每营营官一人,兵士三百六十人,长夫一百四十人,其后扩充为官兵五百零五人,长夫一百八十人,分为四哨,哨有哨官,哨下有什,什设什长。兵士的步器以刀矛为主,但也有小枪、抬枪、劈山炮。每营有刀矛十九队、小枪九队、抬枪八队、劈山炮两队,共计三十八队,各队的人数不等。
所谓长夫,是辎重兵兼工兵,在行军的时候担任搬运,在扎营的时候担任掘壕、筑墙。壕有多深、多阔,墙有多高、多厚;壕有几道,离墙若干尺,等等,曾国藩均一一加以规定。行军的行列次序.每天行若干里,几时出发,几时停止,几时掘壕、筑墙,几时造饭、吃饭,曾国藩也立下“章程”,叫大家遵守。
他所最注重的是操练。操练的内容,包括个别的步技与团体的摆阵。他认为兵士必须步技好,作战才能勇敢。他研究了自古以来的种种阵法与太平军惯用的几种阵法,然后创造出自己的阵法来,叫大家练习。曾国藩很参考了一些兵书,其中最重要的一部是戚继光的《练兵实纪》。王錱的《练勇刍言》,曾也颇加重视。
《细说清朝》九一、抑制王錱【zhen】
王錱是罗洋南的学生,中过秀才,传说他是在湘乡首先建议办团练的人。在最先成立的三营之中,他是左营的营官,罗泽南是中营的营官,另一个邹寿璘是右营的营官。
王錱确是一个将才,驭下极严,严而有恩,兵士滥取民间
物立斩,军官执行命令而超过时限也斩。官兵的大部分薪饷与赏金,由部队径送官兵的家,不许官兵把银钱随身携带太多,多到十两以上的斩。
王錱在咸丰三年(1853年)正月牛刀小试。奉了曾国藩与署理巡抚潘铎之命,带领三百名湘勇去耒阳、衡山一带,镇压当地的农民武装与来自两广交界的会党。三个月以后,他从江西来的会党手中夺回桂东县县城。
其后,他把部队扩充到三千人,直接向复任逃抚的骆秉章请饷、请械。曾国藩认为,第一,他收兵太滥;第二,他不该向巡抚请饷、请械,因为湘勇是民间的组织,饷械的来源是民间的捐款,倘若向巡抚请饷、请械,就要丧失湘勇的民间性。王錱的看法与曾国藩不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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