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8章
●乾隆身世的传说
乾隆是历史上最有福气的人物之一,生下来便颇受祖父与父亲喜欢,一辈子无忧无虑,当了整整六十年零几个月的太平皇帝,却一有机会便打仗,打了十次,虽不是次次打胜,倒都能挣到一些面子,终于很得意地自封为“十全老人”,把皇帝的位子赏给儿子嘉庆,过几年“太上皇”的瘾,实权仍旧操在自己之手。
比起雍正来,乾隆真是幸运得多。雍正有那么多面目狰狞的兄弟,而乾隆只有一个纨绔子弟式的和亲王弘昼,作为皇位的竞争者。
也有人说,乾隆并非雍正与熹妃钮祜禄氏所生,他的真正父母是陈阁老(世倌)及其夫人。这也不过是民间的一种传说而已。陈世倌是浙江海宁人,在康熙四十二年考中进士,改庶吉士,其后担任翰林院编修、侍读学士,当了顺天学政,丁忧回家,在家住了两年,被召任内阁学士,于雍正二年出为山东巡抚。其后在乾隆朝中历升左都御史、工部尚书、文渊阁大学士,在乾隆十三年被革职。乾隆骂他“卑琐”。到乾隆十六年,他再度入阁,于二十二年病死在任上。
依照现今所能有的材料,我们不能相信乾隆是陈世倌的儿子。乾隆诚然去过海宁观潮,也到了陈世倌的花园中去赏玩过,但不像是专诚拜见亲生父母的。
我想,这传说的来源,也许是由于另一位钮祜禄氏女子图尔格的女儿、郡王尼堪的福晋,的的确确演过类似“狸猫换太子”的活剧。这一位福晋自己不能生育,便借了家中一个老妈子的儿子冒功。这把戏其后被人戳穿,弄得许多人(包括图尔格的弟弟遏必隆)均受了处罚。
当时北京城内的大大小小人家,一定很对这件事感兴趣,便当做一件重大的社会新闻谈来谈去。谈得久了,传得远了,这新闻便变了质,走了样。于是,福晋钮祜禄氏变成了皇妃钮祜禄氏,尼堪变成了雍正,老妈子变成了陈阁老的夫人,老妈子的儿子变成了乾隆。
我这一种想法,也不过是一个假定。在没有找到证据以前,这个小小的假定也始终只是一个假定而已。
关于乾隆的私生活,民国以来的演义家“创作”很多,可惜多半是荒诞不经,信口乱扯。结果,所写的不是乾隆,倒是演义家自己。称这种演义家为历史小说家,实在是既侮辱了历史,也侮辱了小说。
乾隆标榜程、朱,他诚然在行为上距离程、朱的标准极远,但也决不是荒淫得像隋炀帝那样的人。他不过是好旅行,爱山水,贪吃,也偶尔征歌选色。
●垂帘听政
清朝并无“母后垂帘听政”的前例。太宗皇太极死后,顺治皇帝的生母、永福宫庄妃,与嫡母孝端文皇后同时被尊为“皇太后”,然而这两位太后皆未垂帘听政。其后,在顺治皇帝死时,康熙皇帝的生母佟氏与嫡母博尔济吉特氏,也同时分别被尊为“皇太后”与“慈和太后”,但也不曾有过垂帘听政的事。
慈禧骗取慈安的同意,利用恭亲王实行政变,确是大胆妄为,毁了清朝祖宗的家法。
她有什么把握当变相的皇帝?国家的事不简单,她既无学识亦无经验,使得中国倒霉了几十年,也断送了清朝的生命。
皇帝载淳的年号,原已定为“祺祥”,被她改为“同治”,意思是她与慈安二人同治天下。
慈禧与慈安在事实上垂帘听政,是从咸丰十一年十月初八日开始。这一日,是甲子日,她们举行一个皇帝载淳正式即位的典礼。皇帝坐在前面受王公百官朝贺,她们隔着一层竹帘,坐在后面“受用”。
这时候慈禧二十七岁,慈安二十五岁,恭亲王三十岁。
同治皇帝一生,在慈禧太后的支配之下虚度。他六岁即位,当傀儡当到十九岁死去。
●苦命的皇帝光绪
光绪皇帝五岁即位,十八岁大婚,十九岁受慈禧“归政”,二十九岁被囚,三十九岁暴卒。
他是中国历史上命运最苦的皇帝之一。有父有母而得不到父慈母爱,所得到的只是慈禧的冷酷面孔与管教。从进宫到被囚,他几乎没一天不向慈禧长跪。被囚以后,求有长跪的机会而不可得。
光绪初进宫时,与慈安太后住在一起。慈安性情温和,光绪受惠不小,然而慈安在光绪十一年便得了“急症”,与世长辞。
光绪一生,和他最亲的人是师傅翁同龢。翁是江苏常熟人,咸丰六年状元。光绪从六岁起便作了翁的学生,前后二十二个年头。
光绪的皇后叶赫那拉氏,是慈禧的娘家侄女。皇后的父亲桂祥,是慈禧的弟弟。这皇后深得慈禧的欢心,光绪却与她无缘。
光绪所宠的是珍妃他他拉氏。这珍妃讨不了慈禧喜欢,慈禧甚至不让珍妃与光绪亲近。
当年,同治钟爱于皇后阿鲁特氏,慈禧也要破坏,弄得同治清夜出宫寻花问柳,染了怪病。同治死后,皇后更受慈禧虐待,终于在光绪元年二月绝食自尽。
光绪一朝,出了很多大事。
中法战争与义和团事变,为功为罪都该由慈禧一人负责,与光绪皇帝无关。
只有甲午中日战争,可说是光绪皇帝本人决定的。然而海军外强中干,经费颇多被慈禧挪作修建颐和园之用。到了正式宣战以后,李鸿章阳奉阴违,又调兵极少。其后,李鸿章签订《马关条约》,把台湾割给日本,光绪十分愤慨,然而无可如何。
传说,慈禧曾经逼迫光绪打麻将、抽鸦片,以便等他的名誉坏了废掉他,改立溥俊(端郡王载漪之子)。这传说有无事实作根据,待考。
至于,光绪一辈子生活在苦痛中,则已经是历史上的定案。
序言之一
人们大概都知道,苏轼在《东坡志林》中,载有“涂巷中小儿薄劣,其家所厌苦,辄与钱令聚坐听说古话。至说三国事,闻刘玄德败,颦蹙,有出涕者,闻曹操败,即喜,唱快。”大概也都知道,南宋诗人陆游有一首诗说道:“斜阳古柳赵家庄,负鼓盲翁正作场。身后是非谁管得,满村听说蔡中郎。”“说蔡中郎”,当然就是说三国史当中的一个片段。
南宋晚年吴自牧的《梦粱录》则记有“讲史书者,谓讲说通鉴、汉唐历代书史文传、兴废争战之事”(耐得翁《都城纪胜》所载略同)。这里所说的“通鉴”,绝不是指司马光的《资治通鉴》或朱熹的《通鉴纲目》而言,而是略似“通史”之意,与下文之“汉唐历代”是一样的意思。
举述以上三事,我是想用来说明,到了宋代,一般社会人群的文化水平,在当时商品经济日益发展的自然形势走向的推动下,也正企求逐步提高,故不论城市的市肆、涂巷,或是百姓聚居的村落,都有以讲说史事为专业的人(包括盲人)。但是,这些以讲说史书为业的人,全都是并不真正读过史书的人,他们只是在从某些读书人闻知某一阶段的历史(大都是战乱最多的时期)的粗略梗概之后,再加以演义和穿插,增加一些热闹的、传奇的场面,写成文本,口耳相传。有许多盲人也成为这类传承人物的一个组成部分,藉以用为谋生的一种技艺。这许多讲史的文本,经过长时期和千百人(包括一些真正读过史书的人)的充实修改,最后便结集为《三国志演义》、《五代史平话》、《水浒传》等书,成为现今多数人喜读的古典小说。
在《三国志演义》等书已经广为流行之后,在各大城市以及乡村市镇的市场或庙会上,一直还有人在继续讲说三国的群雄和梁山泊英雄好汉的故事,也仍然能吸引一些听众,这说明,由并不阅读史书的人向社会人群讲说历史故事的风习,在继续了千百年之久而并未改变。
可是,在抗日战争期内,在当时作为临时首都,并成为人文荟萃之地的重庆,却有一位真正的历史学家,挺身而出,要向这个山城的社会人群,讲说真正的历史事实。他找定了一个可以容纳大量听众的会场,作为他演说的固定场地,按一定的日期和一定的时间,到那里进行演讲,听众则须买票入场。这真称得起是一支异军突起,然而这支突起的异军,一上阵却收到了横扫千军的效果。前一期的讲题是“说三国”,后一期的讲题是“说武则天”,听众与日俱增,在重庆这个山城,确实引起了一大阵轰动。我当时身居北碚的复旦大学,距重庆百多华里,竟也经常有为这番讲史的叫好声传来耳边,经常为这一轰动效应所震动。
若问:主讲人何以具有如此这般的魅力?何以能使他的讲史引起如此这般的轰动?我的答复是:因为他是洞晓古今中外的历史学家黎东方教授。那时他的正式职务,是在国民政府教育部主持史地教育委员会,并在中央大学历史系兼任教职。
黎东方教授所讲说的三国史或武则天的历史,全都大异于从宋代以来,出现在城市或村镇中那些说书人和讲史人所讲说的内容,他既不虚构任何一个人物,也不虚构任何一桩事件,以增其传奇性质,藉以吸引听众;他只是广泛地从各种体裁的史册当中,取精用宏地加以搜集,加以贯串,然后做出他的讲词。照这样做,按常理而论,则他的讲说,较之那班职业的说书、讲史人,便应显得枯燥乏味,难以引发听众的兴趣,然而他竟能以突起的异军,横扫一切职业的说书、讲史人员,其根本原因乃在于:他既已把所要说的史事熟蕴于胸中,按需而取,左右逢原,而通过他的逸趣横生的词锋加以表述,既显示出踏踏实实,决不浮泛;所表述的史事,又都生动活泼,引人入胜,则其取得那样的成功,岂不正是所谓“事有必至,理有固然”的吗?
请收藏本站:https://www.bq555.cc。笔趣阁手机版:https://m.bq555.cc
乾隆是历史上最有福气的人物之一,生下来便颇受祖父与父亲喜欢,一辈子无忧无虑,当了整整六十年零几个月的太平皇帝,却一有机会便打仗,打了十次,虽不是次次打胜,倒都能挣到一些面子,终于很得意地自封为“十全老人”,把皇帝的位子赏给儿子嘉庆,过几年“太上皇”的瘾,实权仍旧操在自己之手。
比起雍正来,乾隆真是幸运得多。雍正有那么多面目狰狞的兄弟,而乾隆只有一个纨绔子弟式的和亲王弘昼,作为皇位的竞争者。
也有人说,乾隆并非雍正与熹妃钮祜禄氏所生,他的真正父母是陈阁老(世倌)及其夫人。这也不过是民间的一种传说而已。陈世倌是浙江海宁人,在康熙四十二年考中进士,改庶吉士,其后担任翰林院编修、侍读学士,当了顺天学政,丁忧回家,在家住了两年,被召任内阁学士,于雍正二年出为山东巡抚。其后在乾隆朝中历升左都御史、工部尚书、文渊阁大学士,在乾隆十三年被革职。乾隆骂他“卑琐”。到乾隆十六年,他再度入阁,于二十二年病死在任上。
依照现今所能有的材料,我们不能相信乾隆是陈世倌的儿子。乾隆诚然去过海宁观潮,也到了陈世倌的花园中去赏玩过,但不像是专诚拜见亲生父母的。
我想,这传说的来源,也许是由于另一位钮祜禄氏女子图尔格的女儿、郡王尼堪的福晋,的的确确演过类似“狸猫换太子”的活剧。这一位福晋自己不能生育,便借了家中一个老妈子的儿子冒功。这把戏其后被人戳穿,弄得许多人(包括图尔格的弟弟遏必隆)均受了处罚。
当时北京城内的大大小小人家,一定很对这件事感兴趣,便当做一件重大的社会新闻谈来谈去。谈得久了,传得远了,这新闻便变了质,走了样。于是,福晋钮祜禄氏变成了皇妃钮祜禄氏,尼堪变成了雍正,老妈子变成了陈阁老的夫人,老妈子的儿子变成了乾隆。
我这一种想法,也不过是一个假定。在没有找到证据以前,这个小小的假定也始终只是一个假定而已。
关于乾隆的私生活,民国以来的演义家“创作”很多,可惜多半是荒诞不经,信口乱扯。结果,所写的不是乾隆,倒是演义家自己。称这种演义家为历史小说家,实在是既侮辱了历史,也侮辱了小说。
乾隆标榜程、朱,他诚然在行为上距离程、朱的标准极远,但也决不是荒淫得像隋炀帝那样的人。他不过是好旅行,爱山水,贪吃,也偶尔征歌选色。
●垂帘听政
清朝并无“母后垂帘听政”的前例。太宗皇太极死后,顺治皇帝的生母、永福宫庄妃,与嫡母孝端文皇后同时被尊为“皇太后”,然而这两位太后皆未垂帘听政。其后,在顺治皇帝死时,康熙皇帝的生母佟氏与嫡母博尔济吉特氏,也同时分别被尊为“皇太后”与“慈和太后”,但也不曾有过垂帘听政的事。
慈禧骗取慈安的同意,利用恭亲王实行政变,确是大胆妄为,毁了清朝祖宗的家法。
她有什么把握当变相的皇帝?国家的事不简单,她既无学识亦无经验,使得中国倒霉了几十年,也断送了清朝的生命。
皇帝载淳的年号,原已定为“祺祥”,被她改为“同治”,意思是她与慈安二人同治天下。
慈禧与慈安在事实上垂帘听政,是从咸丰十一年十月初八日开始。这一日,是甲子日,她们举行一个皇帝载淳正式即位的典礼。皇帝坐在前面受王公百官朝贺,她们隔着一层竹帘,坐在后面“受用”。
这时候慈禧二十七岁,慈安二十五岁,恭亲王三十岁。
同治皇帝一生,在慈禧太后的支配之下虚度。他六岁即位,当傀儡当到十九岁死去。
●苦命的皇帝光绪
光绪皇帝五岁即位,十八岁大婚,十九岁受慈禧“归政”,二十九岁被囚,三十九岁暴卒。
他是中国历史上命运最苦的皇帝之一。有父有母而得不到父慈母爱,所得到的只是慈禧的冷酷面孔与管教。从进宫到被囚,他几乎没一天不向慈禧长跪。被囚以后,求有长跪的机会而不可得。
光绪初进宫时,与慈安太后住在一起。慈安性情温和,光绪受惠不小,然而慈安在光绪十一年便得了“急症”,与世长辞。
光绪一生,和他最亲的人是师傅翁同龢。翁是江苏常熟人,咸丰六年状元。光绪从六岁起便作了翁的学生,前后二十二个年头。
光绪的皇后叶赫那拉氏,是慈禧的娘家侄女。皇后的父亲桂祥,是慈禧的弟弟。这皇后深得慈禧的欢心,光绪却与她无缘。
光绪所宠的是珍妃他他拉氏。这珍妃讨不了慈禧喜欢,慈禧甚至不让珍妃与光绪亲近。
当年,同治钟爱于皇后阿鲁特氏,慈禧也要破坏,弄得同治清夜出宫寻花问柳,染了怪病。同治死后,皇后更受慈禧虐待,终于在光绪元年二月绝食自尽。
光绪一朝,出了很多大事。
中法战争与义和团事变,为功为罪都该由慈禧一人负责,与光绪皇帝无关。
只有甲午中日战争,可说是光绪皇帝本人决定的。然而海军外强中干,经费颇多被慈禧挪作修建颐和园之用。到了正式宣战以后,李鸿章阳奉阴违,又调兵极少。其后,李鸿章签订《马关条约》,把台湾割给日本,光绪十分愤慨,然而无可如何。
传说,慈禧曾经逼迫光绪打麻将、抽鸦片,以便等他的名誉坏了废掉他,改立溥俊(端郡王载漪之子)。这传说有无事实作根据,待考。
至于,光绪一辈子生活在苦痛中,则已经是历史上的定案。
序言之一
人们大概都知道,苏轼在《东坡志林》中,载有“涂巷中小儿薄劣,其家所厌苦,辄与钱令聚坐听说古话。至说三国事,闻刘玄德败,颦蹙,有出涕者,闻曹操败,即喜,唱快。”大概也都知道,南宋诗人陆游有一首诗说道:“斜阳古柳赵家庄,负鼓盲翁正作场。身后是非谁管得,满村听说蔡中郎。”“说蔡中郎”,当然就是说三国史当中的一个片段。
南宋晚年吴自牧的《梦粱录》则记有“讲史书者,谓讲说通鉴、汉唐历代书史文传、兴废争战之事”(耐得翁《都城纪胜》所载略同)。这里所说的“通鉴”,绝不是指司马光的《资治通鉴》或朱熹的《通鉴纲目》而言,而是略似“通史”之意,与下文之“汉唐历代”是一样的意思。
举述以上三事,我是想用来说明,到了宋代,一般社会人群的文化水平,在当时商品经济日益发展的自然形势走向的推动下,也正企求逐步提高,故不论城市的市肆、涂巷,或是百姓聚居的村落,都有以讲说史事为专业的人(包括盲人)。但是,这些以讲说史书为业的人,全都是并不真正读过史书的人,他们只是在从某些读书人闻知某一阶段的历史(大都是战乱最多的时期)的粗略梗概之后,再加以演义和穿插,增加一些热闹的、传奇的场面,写成文本,口耳相传。有许多盲人也成为这类传承人物的一个组成部分,藉以用为谋生的一种技艺。这许多讲史的文本,经过长时期和千百人(包括一些真正读过史书的人)的充实修改,最后便结集为《三国志演义》、《五代史平话》、《水浒传》等书,成为现今多数人喜读的古典小说。
在《三国志演义》等书已经广为流行之后,在各大城市以及乡村市镇的市场或庙会上,一直还有人在继续讲说三国的群雄和梁山泊英雄好汉的故事,也仍然能吸引一些听众,这说明,由并不阅读史书的人向社会人群讲说历史故事的风习,在继续了千百年之久而并未改变。
可是,在抗日战争期内,在当时作为临时首都,并成为人文荟萃之地的重庆,却有一位真正的历史学家,挺身而出,要向这个山城的社会人群,讲说真正的历史事实。他找定了一个可以容纳大量听众的会场,作为他演说的固定场地,按一定的日期和一定的时间,到那里进行演讲,听众则须买票入场。这真称得起是一支异军突起,然而这支突起的异军,一上阵却收到了横扫千军的效果。前一期的讲题是“说三国”,后一期的讲题是“说武则天”,听众与日俱增,在重庆这个山城,确实引起了一大阵轰动。我当时身居北碚的复旦大学,距重庆百多华里,竟也经常有为这番讲史的叫好声传来耳边,经常为这一轰动效应所震动。
若问:主讲人何以具有如此这般的魅力?何以能使他的讲史引起如此这般的轰动?我的答复是:因为他是洞晓古今中外的历史学家黎东方教授。那时他的正式职务,是在国民政府教育部主持史地教育委员会,并在中央大学历史系兼任教职。
黎东方教授所讲说的三国史或武则天的历史,全都大异于从宋代以来,出现在城市或村镇中那些说书人和讲史人所讲说的内容,他既不虚构任何一个人物,也不虚构任何一桩事件,以增其传奇性质,藉以吸引听众;他只是广泛地从各种体裁的史册当中,取精用宏地加以搜集,加以贯串,然后做出他的讲词。照这样做,按常理而论,则他的讲说,较之那班职业的说书、讲史人,便应显得枯燥乏味,难以引发听众的兴趣,然而他竟能以突起的异军,横扫一切职业的说书、讲史人员,其根本原因乃在于:他既已把所要说的史事熟蕴于胸中,按需而取,左右逢原,而通过他的逸趣横生的词锋加以表述,既显示出踏踏实实,决不浮泛;所表述的史事,又都生动活泼,引人入胜,则其取得那样的成功,岂不正是所谓“事有必至,理有固然”的吗?
请收藏本站:https://www.bq555.cc。笔趣阁手机版:https://m.bq555.cc