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86章
(二)外国人以为中国的内地很神秘,一定有值得一看的奇风异俗与搜罗不尽的宝藏,渴欲先睹、先取。中国人认为,洋人闯进大门,还要深入堂奥,甚至吸收我们的人民为教徒,显然是意存侵略,欲亡我之国、灭我之种。
(三)外国人以为,鸦片反正每年走私进口极多,与其掩耳盗铃,不如索性准许进口,合法化。中国政府可以藉此增加关税收人,外国的领事官与商人可以免掉不少麻烦。中国人认为,这真是洋人不打自招,老是在鸦片上打主意,赚我们的钱,要我们的命。
(四)外国人以为,厘金是最不合理的一种赋税。过一个卡子,好比过了一个国;中国境内有无数的卡子,等于一次关税之后又有若干次关税。外国货品因此就无法在穷乡僻壤与中国的土货竞争。中国认为,厘金之设,原为筹募对付太平军的军费与弥补正常税收之不足,是不得已的措施,也是纯粹的内政。
(五)华工准不准出国,也是中国的内政。外国人以为,与其空文禁止,不如明白放行之反而可以防止若干流弊。中国人认为,洋人把华工连骗带拐地弄出去当“猪仔”,为什么还要强迫中国政府来作帮凶。
(六)各国互派公使大使驻在京城,当时已是欧美的通例。外国人以为,清廷硬要外国公使、专使(除了俄国的以外)与两广总督办交涉,不许到北京去,是故意不想解决中国与外国之间的若干问题。中国人,尤其是咸丰皇帝自己,认为这是洋人最无聊的一种要求。有问题为什么不能找两广总督交涉?而一定要住到天朝的京城来,又不肯向皇帝磕头?分明是“骄妄倨傲”,可恨已极。
(七)(八)两项,本不是什么严重的项目。其所以变成严重,是叶名琛始终不肯赏见英、美二使与法国代表。而所谓条文解释,大概是由于《南京条约》中文本上的“万年”二字引起了洋人的不满。
文谦与崇纶告诉英使,《望厦条约》的修约条款,非英国人所能援例,所谓最惠国待遇并不是一遇别国的条约满期,英国的条约也可以视作满期。
文谦与崇纶告诉美使,修改《望厦条约》是可以的,但只能作小更动。倘欲作小更动,不妨去广州,找叶名琛交涉。
这时候,英、美二使仅各有兵船一艘,无法翻脸。英、法两国这时候(1854年1o月)已经在对俄国进行克里米亚战争,分不出力量打中国;美国呢,总统非经国会同意,不能对任何外国用兵。
包令、麦克赖因、克来思考夫斯基,于是离开大沽,怏怏南下,都回了香港。
次年,咸丰五年,美国改派一位伯驾当专使;法国发表了一位柯尔息子爵当“代办”。英国的香港总督兼对华全权公使、商务监督,仍是包令。
伯驾是富于理想及幻想的人。他当过石匠、外科医生、牧师、外交家,有六任“公使馆代办”的资历。
他单独由香港去上海,准备由上海北上,向清廷提出四项要求:(一)英、美、法三使居住北京,中国也派遣使臣分驻伦敦、华盛顿、巴黎。(二)英、美、法三国商人可以在中国全境任何一处贸易。(三)全中国臣民应有宗教信仰自由(容许英、美、法教士在中国全境传教)。(四)改革中国各级法庭。
中国官吏把伯驾留在上海谈了又谈谈到冬天,大沽口已经结冰,伯驾无法实现去北京觐见皇帝的愿望,废然而返,回到香港。
咸丰六年,发生了两件后果重大的小事。一件是在正月十九日(2月24日),广西西林县的知事逮捕法国传教士马赖神父;次日,打他的屁股;二十二日叫他跪铁链,二十三日,叫他站囚笼,跪到二十四日斩首。
另一件事是:九月初十日(10月8日),一艘挂着英国国旗的中国船“亚罗”号(TheArrow),停泊在广州的黄埔,被中国兵于检查之时拔下英国国旗,捕去十二名水手。
法国的代办柯尔息子爵,一时未接到有关马赖神父的报告,因此也不曾向叶名琛有何表示。到了第二年,英国人把亚罗号的事件闹大,法国的公使葛罗男爵才质问叶名琛,随即藉此而请准拿破仑第三,与英国一致行动,成立英法联军。
西林县的县官,不该虐杀马赖神父,虽则马赖神父按照当时条约无权私自深入内地。县官应该将他逮捕,送交在广州的法国领事加以审判。
关于亚罗号事件,华、英双方各有其说法。华方说,亚罗号既是中国人所有,便不该悬挂英国国旗,冒称英国船,船主苏阿成托庇洋人,居心可诛。英方说,船主不足苏阿成,而是冯阿明。冯阿明虽则是中国人,却居住在香港。香港早已准许中国人的船注册,享受英国国旗的保护,而中国当局从未抗议。
事实上,英国政府当时尚未准许香港政府将属于中国人的船在香港注册。并且,冯阿明所领的执照,早在拔旗事件以前的十一天已经满期失效。这两点,都是中国当局所不知道的,英国当局自然也乐得不说破。
英国的广州领事巴夏礼在事件发生之时,即已赶到中国的巡逻船,要求将被捕的十二名中国水手带去英国领事馆。他认为挂着英国国旗的船,便等于是英国的领土。中国兵无权在英国领土之上捕人。
中国兵拒绝他的要求。他就写“照会”给叶名琛,说公众之前的侮辱,必须以“公众之前的赔礼了事”。被捕的十二名水手必须于领事在场之时送回亚罗号,由领事带他们去领事馆,然后请叶总督派适当官员会同调查该十二名水手是否海盗。
叶名琛答复他:船是中国船,水手是中国人,其中有海盗李大明在内。李大明及其他十一名,可能是9月6日在上川岛劫船的盗犯。因此,不便送交亚罗号。
巴夏礼向叶名琛再送照会,要求:(一)书面道歉;(二)保证以后对英国国旗尊重;(三)于领事在场之时送回十二名水手至亚罗号。他并且限叶氏于四十八小时以内,亦即10月14日以前明白答复。
叶名琛在14日答复说,十二名水手之中有三人必须暂行手扣留,严加察讯,其余九人先行送回亚罗号。叶名琛又说,以后中国官员对英国船船员决不无故逮捕,但亚罗号并非英国船。叶名琛而且教训巴夏礼:中国人造船,外国人不可售以执照,以免混淆不分。
巴夏礼一面拒绝接受这九名送回的水手,一面用武力夺了一艘“中国政府的船”,作为报复。叶名琛毫不生气,说:“巴夏礼所夺得的,不是中国政府的船,而是一个中国商人的船。”无非是这商人活该倒霉罢了。
一个星期以后,巴夏礼请准包令爵士,咨请驻华海军司令、“英军水师提督”席摩儿上将使用武力。
于是他三度照会叶名琛:限二十四小时内道歉,保证尊重英国国旗,正式送回十二名被捕水手。
叶名琛知道洋人动了真火,果然把十二名水手都送到英国领事馆,但说明其中的二名于送到以后须立即带回总督衙门,以便审讯。这是lO月22日的事。
巴夏礼认为这两名也该留在领事馆,须由领事主审,华方官商会审,审后方能带走。因此,他拒绝接收这十二名水手。同时,他认为叶名琛既未道歉,也没有保证以后对英国国旗尊重,已无继续交涉的必要,不如让英国海军接办未完之事。
席摩儿上将指挥兵舰开炮,在23日(阴历九月二十五日)占领广州之南四英里左右的中流炮台。第二天,占领凤凰山炮台。第二天,占领海珠岛,架好了炮,对准总督衙门。
第四天,是“礼拜天”,席摩儿上将休息。
第五天,他开始对总督衙门发炮,每十分钟一次。第六天,他攻毁总督衙门前面的城墙一段有两丈宽。叶名琛搬到广州都统的衙门去住。第七天,英军进城,大踏步穿过总督衙门一次,然后退出,回海珠岛。
这七天,清军全不还手。因为叶名琛吩咐过:“不要理他们。”
叶名琛同时却希望老百姓动手。他贴出布告,悬赏购买英人的首级,每颗三十元(墨西哥币)。
他暗中也派了一位知府与席摩儿上将及巴夏礼领事会谈,询问他们目的何在。他们的答复也很妙:根据《南京条约》,英国商人有权利进广州居住;英国官吏有权利与总督会面。(关于亚罗号事件,他们似乎均已忘怀。“修约”的要求,也被搁在一边。)这真是旧事重提,也可说是问题的症结所在。叶名琛一向以为,德庇时在道光二十七年碰了钉子,虽则宣称“两年以后算帐”,只是打打退堂鼓而已。德庇时的继任人文翰于两年到期之时,并未坚持前请,也等于是自动放弃了入城的权利。
至于中、英官员会面的问题,叶名琛心中有数。他自从接事以来,就根本不曾赏见任何一个外国外交官。英国公使包令及包令的前任文翰,美国专使麦克赖因及其前任马绣尔与继任人伯驾,法国代表布儿布隆及其继任人柯尔息,都向他求见过,而他总是藉口公务太忙,回信说“改日再约”。
这一次,虽则城墙已被轰破,衙门已被冲进,他一本初衷,仍日给席摩儿与巴夏礼一个不理。他的架子之大,在中国历史上是少有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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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三)外国人以为,鸦片反正每年走私进口极多,与其掩耳盗铃,不如索性准许进口,合法化。中国政府可以藉此增加关税收人,外国的领事官与商人可以免掉不少麻烦。中国人认为,这真是洋人不打自招,老是在鸦片上打主意,赚我们的钱,要我们的命。
(四)外国人以为,厘金是最不合理的一种赋税。过一个卡子,好比过了一个国;中国境内有无数的卡子,等于一次关税之后又有若干次关税。外国货品因此就无法在穷乡僻壤与中国的土货竞争。中国认为,厘金之设,原为筹募对付太平军的军费与弥补正常税收之不足,是不得已的措施,也是纯粹的内政。
(五)华工准不准出国,也是中国的内政。外国人以为,与其空文禁止,不如明白放行之反而可以防止若干流弊。中国人认为,洋人把华工连骗带拐地弄出去当“猪仔”,为什么还要强迫中国政府来作帮凶。
(六)各国互派公使大使驻在京城,当时已是欧美的通例。外国人以为,清廷硬要外国公使、专使(除了俄国的以外)与两广总督办交涉,不许到北京去,是故意不想解决中国与外国之间的若干问题。中国人,尤其是咸丰皇帝自己,认为这是洋人最无聊的一种要求。有问题为什么不能找两广总督交涉?而一定要住到天朝的京城来,又不肯向皇帝磕头?分明是“骄妄倨傲”,可恨已极。
(七)(八)两项,本不是什么严重的项目。其所以变成严重,是叶名琛始终不肯赏见英、美二使与法国代表。而所谓条文解释,大概是由于《南京条约》中文本上的“万年”二字引起了洋人的不满。
文谦与崇纶告诉英使,《望厦条约》的修约条款,非英国人所能援例,所谓最惠国待遇并不是一遇别国的条约满期,英国的条约也可以视作满期。
文谦与崇纶告诉美使,修改《望厦条约》是可以的,但只能作小更动。倘欲作小更动,不妨去广州,找叶名琛交涉。
这时候,英、美二使仅各有兵船一艘,无法翻脸。英、法两国这时候(1854年1o月)已经在对俄国进行克里米亚战争,分不出力量打中国;美国呢,总统非经国会同意,不能对任何外国用兵。
包令、麦克赖因、克来思考夫斯基,于是离开大沽,怏怏南下,都回了香港。
次年,咸丰五年,美国改派一位伯驾当专使;法国发表了一位柯尔息子爵当“代办”。英国的香港总督兼对华全权公使、商务监督,仍是包令。
伯驾是富于理想及幻想的人。他当过石匠、外科医生、牧师、外交家,有六任“公使馆代办”的资历。
他单独由香港去上海,准备由上海北上,向清廷提出四项要求:(一)英、美、法三使居住北京,中国也派遣使臣分驻伦敦、华盛顿、巴黎。(二)英、美、法三国商人可以在中国全境任何一处贸易。(三)全中国臣民应有宗教信仰自由(容许英、美、法教士在中国全境传教)。(四)改革中国各级法庭。
中国官吏把伯驾留在上海谈了又谈谈到冬天,大沽口已经结冰,伯驾无法实现去北京觐见皇帝的愿望,废然而返,回到香港。
咸丰六年,发生了两件后果重大的小事。一件是在正月十九日(2月24日),广西西林县的知事逮捕法国传教士马赖神父;次日,打他的屁股;二十二日叫他跪铁链,二十三日,叫他站囚笼,跪到二十四日斩首。
另一件事是:九月初十日(10月8日),一艘挂着英国国旗的中国船“亚罗”号(TheArrow),停泊在广州的黄埔,被中国兵于检查之时拔下英国国旗,捕去十二名水手。
法国的代办柯尔息子爵,一时未接到有关马赖神父的报告,因此也不曾向叶名琛有何表示。到了第二年,英国人把亚罗号的事件闹大,法国的公使葛罗男爵才质问叶名琛,随即藉此而请准拿破仑第三,与英国一致行动,成立英法联军。
西林县的县官,不该虐杀马赖神父,虽则马赖神父按照当时条约无权私自深入内地。县官应该将他逮捕,送交在广州的法国领事加以审判。
关于亚罗号事件,华、英双方各有其说法。华方说,亚罗号既是中国人所有,便不该悬挂英国国旗,冒称英国船,船主苏阿成托庇洋人,居心可诛。英方说,船主不足苏阿成,而是冯阿明。冯阿明虽则是中国人,却居住在香港。香港早已准许中国人的船注册,享受英国国旗的保护,而中国当局从未抗议。
事实上,英国政府当时尚未准许香港政府将属于中国人的船在香港注册。并且,冯阿明所领的执照,早在拔旗事件以前的十一天已经满期失效。这两点,都是中国当局所不知道的,英国当局自然也乐得不说破。
英国的广州领事巴夏礼在事件发生之时,即已赶到中国的巡逻船,要求将被捕的十二名中国水手带去英国领事馆。他认为挂着英国国旗的船,便等于是英国的领土。中国兵无权在英国领土之上捕人。
中国兵拒绝他的要求。他就写“照会”给叶名琛,说公众之前的侮辱,必须以“公众之前的赔礼了事”。被捕的十二名水手必须于领事在场之时送回亚罗号,由领事带他们去领事馆,然后请叶总督派适当官员会同调查该十二名水手是否海盗。
叶名琛答复他:船是中国船,水手是中国人,其中有海盗李大明在内。李大明及其他十一名,可能是9月6日在上川岛劫船的盗犯。因此,不便送交亚罗号。
巴夏礼向叶名琛再送照会,要求:(一)书面道歉;(二)保证以后对英国国旗尊重;(三)于领事在场之时送回十二名水手至亚罗号。他并且限叶氏于四十八小时以内,亦即10月14日以前明白答复。
叶名琛在14日答复说,十二名水手之中有三人必须暂行手扣留,严加察讯,其余九人先行送回亚罗号。叶名琛又说,以后中国官员对英国船船员决不无故逮捕,但亚罗号并非英国船。叶名琛而且教训巴夏礼:中国人造船,外国人不可售以执照,以免混淆不分。
巴夏礼一面拒绝接受这九名送回的水手,一面用武力夺了一艘“中国政府的船”,作为报复。叶名琛毫不生气,说:“巴夏礼所夺得的,不是中国政府的船,而是一个中国商人的船。”无非是这商人活该倒霉罢了。
一个星期以后,巴夏礼请准包令爵士,咨请驻华海军司令、“英军水师提督”席摩儿上将使用武力。
于是他三度照会叶名琛:限二十四小时内道歉,保证尊重英国国旗,正式送回十二名被捕水手。
叶名琛知道洋人动了真火,果然把十二名水手都送到英国领事馆,但说明其中的二名于送到以后须立即带回总督衙门,以便审讯。这是lO月22日的事。
巴夏礼认为这两名也该留在领事馆,须由领事主审,华方官商会审,审后方能带走。因此,他拒绝接收这十二名水手。同时,他认为叶名琛既未道歉,也没有保证以后对英国国旗尊重,已无继续交涉的必要,不如让英国海军接办未完之事。
席摩儿上将指挥兵舰开炮,在23日(阴历九月二十五日)占领广州之南四英里左右的中流炮台。第二天,占领凤凰山炮台。第二天,占领海珠岛,架好了炮,对准总督衙门。
第四天,是“礼拜天”,席摩儿上将休息。
第五天,他开始对总督衙门发炮,每十分钟一次。第六天,他攻毁总督衙门前面的城墙一段有两丈宽。叶名琛搬到广州都统的衙门去住。第七天,英军进城,大踏步穿过总督衙门一次,然后退出,回海珠岛。
这七天,清军全不还手。因为叶名琛吩咐过:“不要理他们。”
叶名琛同时却希望老百姓动手。他贴出布告,悬赏购买英人的首级,每颗三十元(墨西哥币)。
他暗中也派了一位知府与席摩儿上将及巴夏礼领事会谈,询问他们目的何在。他们的答复也很妙:根据《南京条约》,英国商人有权利进广州居住;英国官吏有权利与总督会面。(关于亚罗号事件,他们似乎均已忘怀。“修约”的要求,也被搁在一边。)这真是旧事重提,也可说是问题的症结所在。叶名琛一向以为,德庇时在道光二十七年碰了钉子,虽则宣称“两年以后算帐”,只是打打退堂鼓而已。德庇时的继任人文翰于两年到期之时,并未坚持前请,也等于是自动放弃了入城的权利。
至于中、英官员会面的问题,叶名琛心中有数。他自从接事以来,就根本不曾赏见任何一个外国外交官。英国公使包令及包令的前任文翰,美国专使麦克赖因及其前任马绣尔与继任人伯驾,法国代表布儿布隆及其继任人柯尔息,都向他求见过,而他总是藉口公务太忙,回信说“改日再约”。
这一次,虽则城墙已被轰破,衙门已被冲进,他一本初衷,仍日给席摩儿与巴夏礼一个不理。他的架子之大,在中国历史上是少有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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