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92章
我们不妨就恭亲王与文祥所条陈的六事,一一检讨当时的实旋情形。
(一)练兵最新式的以洋枪、洋炮为武器的军队,在北京有八旗子弟的神机营,在上海有李鸿章从戈登接管下来的常胜军。常胜军的兵士在华尔创办之时全为洋人,其后杂用华人,最后几乎全为华人,便被并入淮军以内。
淮军继湘军而起,是曾国藩有感于湘军已有暮气而毅然信托李鸿章加以发展的,然而淮军壮大以后,其“冗杂骄佚”更有甚于湘军。
彻底的办法是招募新兵,加以严格的西式训练,成立“新建陆军”。这要等到甲午年中日战争以后,清廷才授权袁世凯办理。
同治年间,所行的只限于裁减绿营兵额,酌量补以湘、淮乡勇,零零碎碎地练了一些各自为政的新兵。例如,同治八年江苏巡抚丁日昌裁汰抚标(绿营)一千六百余人之中的老弱,“补以勇丁,分左右两营,练习洋枪及开花炮诸技”。前此一年,同治七年,曾国藩在直隶总督任内“就全省绿营内抽练六千人,仿勇营规制分地巡防”。
(二)简器曾国藩在创办湘军之时,便已明了洋枪、洋炮的重要。他在衡阳迟迟未肯顺湘江而攻岳阳,便是为了等候从广东运洋炮来。
李鸿章的见解与曾国藩相同。李在同治元年六月写信给曾,说:“每思外国用兵,口粮贵而人数少,至多一万人即当大敌。中国用兵多至数倍,而经年积岁不收攻效,实由于枪炮窳滥。若果能与西洋火器相埒,平中国有余,敌外国亦无不足”。
曾、李苦心筹划了几年,终于在上海成立“江南制造局”。负责去外国购买机器的,是中国第一位留美学生,1855年毕业于耶鲁大学的容闳。容闳在同治二年奉曾国藩之命赴美,于同治四年将制造局办成。起初,这制造局仅是一个铁厂,其后成为规模宏大的兵工厂兼造船厂。
在北方,崇厚于署理直隶总督之时(同治元年),也创设了天津机器局。这天津机器局到同治九年,经李鸿章加以整顿扩充,规模颇为可观。
左宗棠在闽浙总督任内,也自行设局造炮。他在同治五年向清廷报告说,已经造好开花炮三十余尊,“用尺测量施放,与西洋(所造的)同其功用”。
(三)造船左宗棠设了一个“轮船制造局”在福州马尾。其后,在光绪十三年添筑船坞,于光绪十七年完成。中法战争期间,法国海军开来加以毁坏;到了光绪三十三年,轮船制造局全部停工,前后共有四十一年历史,造好了轮船四十艘。
(四)筹饷曾国藩办湘军,所靠的主要财源只有两项,一项是各位支持他的督抚的协饷,如湖南的骆秉章、湖北的官文、胡林翼等人;另一项是厘金。其后李鸿章把淮军带到上海,所靠的则是所谓“洋税”,也就是关税。左宗棠西征,所靠的竟是洋债。曾、李、左三人在当时倘若完全等待北京的清廷发下款子来,早就养不住兵、打不成仗了。
清廷的财政,从头至尾是一本胡涂账。但是,它在道光二十二年这一年能够办到收入大于支出,则大致可信。原因是道光皇帝本人的确很喜欢省钱。(收入三千七百一十四万两,支出三千一百五十万两。)
关于同治一朝十三个年头的收支数字,我们毫无足资参考的材料。
我们只有间接的,赖以想像而比照的光绪五年的数字:正常的收入,如地丁、杂税、盐税等等,仅有二千七百多万两(应该是四千万两左右,但收不到)。正常的支出,如(旗绿)兵饷、河工、京饷、各省留支,也从四千万两左右减发为二千四百多万两。景况之劣,与道光年间不可同日而语。
所好有新增的收入,计洋税一千二百万两、厘金三百万两。同时却也有新的支出,西征军与津防军共一千万两左右,各省新练的所谓“防军”一千万两左右,汇拢来显然是入不敷出。
自从道光三十年发生太平天国革命以来,人民直接因遭遇兵祸而受的损失固然不可胜计,间接因供应清军开销而受的搜括,加起来也是天文数字。在洪军未到南京以前,清军已花去二千七百万两以上。江南大营成立以后,每月的开支在五十万两左右,一年是六百万两,十年是六千万两(事实上超过十年)。在安徽南部,由曾国藩主持的徽南防营,每月的开支在三十万两左右,一年三百六十万两,十年是三千六白万两(虽则事实上不足十年)。从同治元年开始,到与捻军的战争结束,曾国藩经手的军费报销,又有三千万两左右;李鸿章所经手的有一千六百万两以上;左宗棠征甘征新,也花掉四千八百二十万两。这些,只是荦荦大者,其他各省各将领的报销尚不在内。
在如此民穷财尽的情形之下,曾、李、左等人竟然办成了天津机器局、江南制造局、马尾轮船制造局,而且也练了若干新兵,真是难能可贵。我们怎能责备他们没有把中国军队彻底近代化呢?
(五)用人恭亲王与文祥在奏疏中所提到的“用人”,着重在用“正人”。为了办理洋务,清廷所需要的不仅须“人”,也要“懂得洋务的人”才行。向那里找?全国根本没有,除了少到极点、像容闳那样由于偶然的机会而被洋人培植出来的(被英国传教士带到英国,其后他自己去了美国,进耶鲁大学读书)。
容闳向曾、李建议,选拔俊秀的华童送往美国。这建议被曾、李接受,于同治十一年实现(曾在同治十一年二月初四日病故,实际上决定这件事的是李)。容氏在耶鲁大学的所在地纽海芬,商得若干美国家庭的同意,让每一个华童均有一个“新的家”可住,获得亲如寄父寄母的美国人的照料。前后被送到美国去的,共有一百名左右。(美国有一本书,《最先来美的一百个中国留学生》[China’sFir5tHundred]详细记载此事。)
原定的计划,是要这些孩子留在美国十五年,到学有专长才许回国。可惜,由于其中的若干位剪了辫子或信了基督教,激怒驻美的留学生监督吴子登。吴子登向清廷告了一状,清廷在光绪七年把他们“撤回”。
詹天佑便是这样被强迫回国的一个。后来,他自费再度留美,到耶鲁念完他的课程。
除了选派留学生以外,清廷在同治年间也很注重在国内造就洋务人才。恭亲王与文祥于同治元年在北京设立“同文馆”;李鸿章于同治二年在上海设立“广方言馆”;广东于同治三年也设了一个专教八旗子弟的“同文馆”(当时总督是劳崇光,巡抚是郭嵩焘)。
北京的“同文馆”在同治五年扩充,增加一个“天文算学馆”。入馆的学生,原以翰林、进士、举人为主,兼收恩贡、拔贡、副贡、岁贡、优贡五项贡生(优秀的秀才),结果肯应考的寥寥无几。大多数的读书人均以学习外语和工匠之学为耻。恭亲王不得不放宽尺度,也准许捐班出身的监生与“杂项人员”应考,取录了三十人(投考的总数只有七十二人)。
这算学馆规定八年毕业,学习的科目包括外国文、汉文、历史、地理、代数、几何、三角、微积分、天文、化学、测量、万国公法、金石(矿冶)、富国策(经济学)、译书(翻译实习),等等。李鸿章在上海的江南制造局附设了一个译书局;左宗棠在福州马尾的轮船制造局,附设了一个船政学堂:也都是为了灌输洋务知识,造就洋务人才。
古语说:“十年树木,百年树人”。恭亲王与曾、左、李在同治年间开始“树人”,收效却在光绪、宣统以后。
(六)持久恭亲王与文祥在他们的联名奏疏中所说的“持久”,正如以上的第一至第五各项,系专就海防立论,但适用于一般洋务。文祥在临死前所上的遗奏中,将“持久”二字的含意重新申述一遍:“如(王大臣)今日议之行之,而异日不能同心坚持,则不如不办……所谓必须上下一心,(京)内(京)外一心,局中局外一心,且历久永远一心,即此意也。”
这是文祥的理想,文祥的希望,然而清廷满、汉大员之中,赞成办洋务的根本只是少数,怎么会“历久永远一心”呢?
当时声望最高,以提倡程、朱理学为己任的大学上倭仁,便是坚决反对办洋务的一人。
倭仁说:“根本之图,在人心而不在技艺”;又说,如果定欲造就天文、算学的人才,切不可请洋人米当教授,“应求中国能精其法者”。慈禧太后吩咐他:“保荐几个来!”倭仁说:“意中并无其人,不敢妄保”。
恭亲王为了争取倭仁的支持,特地请慈禧太后加派倭仁“在总理各国通商事务衙门行走”,同时负责同文馆的馆务。倭仁借口骑马伤足,坚辞不就。
恭亲王主持“总理衙门”很久,本该有一些作为,然而这衙门根本不是决策机构,派在这衙门“行走”的大臣时多时少,而其中没有一个是“专任”。况且,他自从在同治四年失掉“议政王”头衔后,权力远不如前。
曾国藩呢?一生尽瘁于讨洪、讨捻的军事,只是以勋臣的身份,在两江总督与直隶总督任上就职权范围以内略办一些洋务,开开风气而已。他不曾当过“总理衙门”的大臣,仅仅在天津教案发生之时,兼了一个极短时期的“三口通商大臣”。
请收藏本站:https://www.bq555.cc。笔趣阁手机版:https://m.bq555.cc
(一)练兵最新式的以洋枪、洋炮为武器的军队,在北京有八旗子弟的神机营,在上海有李鸿章从戈登接管下来的常胜军。常胜军的兵士在华尔创办之时全为洋人,其后杂用华人,最后几乎全为华人,便被并入淮军以内。
淮军继湘军而起,是曾国藩有感于湘军已有暮气而毅然信托李鸿章加以发展的,然而淮军壮大以后,其“冗杂骄佚”更有甚于湘军。
彻底的办法是招募新兵,加以严格的西式训练,成立“新建陆军”。这要等到甲午年中日战争以后,清廷才授权袁世凯办理。
同治年间,所行的只限于裁减绿营兵额,酌量补以湘、淮乡勇,零零碎碎地练了一些各自为政的新兵。例如,同治八年江苏巡抚丁日昌裁汰抚标(绿营)一千六百余人之中的老弱,“补以勇丁,分左右两营,练习洋枪及开花炮诸技”。前此一年,同治七年,曾国藩在直隶总督任内“就全省绿营内抽练六千人,仿勇营规制分地巡防”。
(二)简器曾国藩在创办湘军之时,便已明了洋枪、洋炮的重要。他在衡阳迟迟未肯顺湘江而攻岳阳,便是为了等候从广东运洋炮来。
李鸿章的见解与曾国藩相同。李在同治元年六月写信给曾,说:“每思外国用兵,口粮贵而人数少,至多一万人即当大敌。中国用兵多至数倍,而经年积岁不收攻效,实由于枪炮窳滥。若果能与西洋火器相埒,平中国有余,敌外国亦无不足”。
曾、李苦心筹划了几年,终于在上海成立“江南制造局”。负责去外国购买机器的,是中国第一位留美学生,1855年毕业于耶鲁大学的容闳。容闳在同治二年奉曾国藩之命赴美,于同治四年将制造局办成。起初,这制造局仅是一个铁厂,其后成为规模宏大的兵工厂兼造船厂。
在北方,崇厚于署理直隶总督之时(同治元年),也创设了天津机器局。这天津机器局到同治九年,经李鸿章加以整顿扩充,规模颇为可观。
左宗棠在闽浙总督任内,也自行设局造炮。他在同治五年向清廷报告说,已经造好开花炮三十余尊,“用尺测量施放,与西洋(所造的)同其功用”。
(三)造船左宗棠设了一个“轮船制造局”在福州马尾。其后,在光绪十三年添筑船坞,于光绪十七年完成。中法战争期间,法国海军开来加以毁坏;到了光绪三十三年,轮船制造局全部停工,前后共有四十一年历史,造好了轮船四十艘。
(四)筹饷曾国藩办湘军,所靠的主要财源只有两项,一项是各位支持他的督抚的协饷,如湖南的骆秉章、湖北的官文、胡林翼等人;另一项是厘金。其后李鸿章把淮军带到上海,所靠的则是所谓“洋税”,也就是关税。左宗棠西征,所靠的竟是洋债。曾、李、左三人在当时倘若完全等待北京的清廷发下款子来,早就养不住兵、打不成仗了。
清廷的财政,从头至尾是一本胡涂账。但是,它在道光二十二年这一年能够办到收入大于支出,则大致可信。原因是道光皇帝本人的确很喜欢省钱。(收入三千七百一十四万两,支出三千一百五十万两。)
关于同治一朝十三个年头的收支数字,我们毫无足资参考的材料。
我们只有间接的,赖以想像而比照的光绪五年的数字:正常的收入,如地丁、杂税、盐税等等,仅有二千七百多万两(应该是四千万两左右,但收不到)。正常的支出,如(旗绿)兵饷、河工、京饷、各省留支,也从四千万两左右减发为二千四百多万两。景况之劣,与道光年间不可同日而语。
所好有新增的收入,计洋税一千二百万两、厘金三百万两。同时却也有新的支出,西征军与津防军共一千万两左右,各省新练的所谓“防军”一千万两左右,汇拢来显然是入不敷出。
自从道光三十年发生太平天国革命以来,人民直接因遭遇兵祸而受的损失固然不可胜计,间接因供应清军开销而受的搜括,加起来也是天文数字。在洪军未到南京以前,清军已花去二千七百万两以上。江南大营成立以后,每月的开支在五十万两左右,一年是六百万两,十年是六千万两(事实上超过十年)。在安徽南部,由曾国藩主持的徽南防营,每月的开支在三十万两左右,一年三百六十万两,十年是三千六白万两(虽则事实上不足十年)。从同治元年开始,到与捻军的战争结束,曾国藩经手的军费报销,又有三千万两左右;李鸿章所经手的有一千六百万两以上;左宗棠征甘征新,也花掉四千八百二十万两。这些,只是荦荦大者,其他各省各将领的报销尚不在内。
在如此民穷财尽的情形之下,曾、李、左等人竟然办成了天津机器局、江南制造局、马尾轮船制造局,而且也练了若干新兵,真是难能可贵。我们怎能责备他们没有把中国军队彻底近代化呢?
(五)用人恭亲王与文祥在奏疏中所提到的“用人”,着重在用“正人”。为了办理洋务,清廷所需要的不仅须“人”,也要“懂得洋务的人”才行。向那里找?全国根本没有,除了少到极点、像容闳那样由于偶然的机会而被洋人培植出来的(被英国传教士带到英国,其后他自己去了美国,进耶鲁大学读书)。
容闳向曾、李建议,选拔俊秀的华童送往美国。这建议被曾、李接受,于同治十一年实现(曾在同治十一年二月初四日病故,实际上决定这件事的是李)。容氏在耶鲁大学的所在地纽海芬,商得若干美国家庭的同意,让每一个华童均有一个“新的家”可住,获得亲如寄父寄母的美国人的照料。前后被送到美国去的,共有一百名左右。(美国有一本书,《最先来美的一百个中国留学生》[China’sFir5tHundred]详细记载此事。)
原定的计划,是要这些孩子留在美国十五年,到学有专长才许回国。可惜,由于其中的若干位剪了辫子或信了基督教,激怒驻美的留学生监督吴子登。吴子登向清廷告了一状,清廷在光绪七年把他们“撤回”。
詹天佑便是这样被强迫回国的一个。后来,他自费再度留美,到耶鲁念完他的课程。
除了选派留学生以外,清廷在同治年间也很注重在国内造就洋务人才。恭亲王与文祥于同治元年在北京设立“同文馆”;李鸿章于同治二年在上海设立“广方言馆”;广东于同治三年也设了一个专教八旗子弟的“同文馆”(当时总督是劳崇光,巡抚是郭嵩焘)。
北京的“同文馆”在同治五年扩充,增加一个“天文算学馆”。入馆的学生,原以翰林、进士、举人为主,兼收恩贡、拔贡、副贡、岁贡、优贡五项贡生(优秀的秀才),结果肯应考的寥寥无几。大多数的读书人均以学习外语和工匠之学为耻。恭亲王不得不放宽尺度,也准许捐班出身的监生与“杂项人员”应考,取录了三十人(投考的总数只有七十二人)。
这算学馆规定八年毕业,学习的科目包括外国文、汉文、历史、地理、代数、几何、三角、微积分、天文、化学、测量、万国公法、金石(矿冶)、富国策(经济学)、译书(翻译实习),等等。李鸿章在上海的江南制造局附设了一个译书局;左宗棠在福州马尾的轮船制造局,附设了一个船政学堂:也都是为了灌输洋务知识,造就洋务人才。
古语说:“十年树木,百年树人”。恭亲王与曾、左、李在同治年间开始“树人”,收效却在光绪、宣统以后。
(六)持久恭亲王与文祥在他们的联名奏疏中所说的“持久”,正如以上的第一至第五各项,系专就海防立论,但适用于一般洋务。文祥在临死前所上的遗奏中,将“持久”二字的含意重新申述一遍:“如(王大臣)今日议之行之,而异日不能同心坚持,则不如不办……所谓必须上下一心,(京)内(京)外一心,局中局外一心,且历久永远一心,即此意也。”
这是文祥的理想,文祥的希望,然而清廷满、汉大员之中,赞成办洋务的根本只是少数,怎么会“历久永远一心”呢?
当时声望最高,以提倡程、朱理学为己任的大学上倭仁,便是坚决反对办洋务的一人。
倭仁说:“根本之图,在人心而不在技艺”;又说,如果定欲造就天文、算学的人才,切不可请洋人米当教授,“应求中国能精其法者”。慈禧太后吩咐他:“保荐几个来!”倭仁说:“意中并无其人,不敢妄保”。
恭亲王为了争取倭仁的支持,特地请慈禧太后加派倭仁“在总理各国通商事务衙门行走”,同时负责同文馆的馆务。倭仁借口骑马伤足,坚辞不就。
恭亲王主持“总理衙门”很久,本该有一些作为,然而这衙门根本不是决策机构,派在这衙门“行走”的大臣时多时少,而其中没有一个是“专任”。况且,他自从在同治四年失掉“议政王”头衔后,权力远不如前。
曾国藩呢?一生尽瘁于讨洪、讨捻的军事,只是以勋臣的身份,在两江总督与直隶总督任上就职权范围以内略办一些洋务,开开风气而已。他不曾当过“总理衙门”的大臣,仅仅在天津教案发生之时,兼了一个极短时期的“三口通商大臣”。
请收藏本站:https://www.bq555.cc。笔趣阁手机版:https://m.bq555.cc