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80章
僧格林沁追来,他们北走河南,在邓州的唐坡对僧格林沁还击,杀了极多的清兵。
十二月,他们继续北进,僧格林沁紧追,追到宝丰县的张八桥,扑了一个空,便绕道抢先,驻扎宜阳之南的韩城镇,不让他们去洛阳。
次年,同治四年正月间,他们折而向南,进攻鲁山,僧格林沁又追来鲁山,大战。僧格林沁战败,大将恒龄、舒伦保、常顺毙命。张宗禹等又南至叶县、襄城,转向东北,到新郑、尉氏;再转而向南,到临颖、郾城、西平、汝宁(汝南)。
二月以后,僧格林沁赶到汝宁,他们去了息县、罗山、信阳。他们越走得久,跟随他们的群众越多。
僧格林沁赶到信阳,他们又转而向北,去了确山,吃了一个败仗。然后,继续北进。经由遂平、西平、郾城、许州、扶沟、睢州。进入山东。
在山东,他们先到宁阳,后到曲阜,“盘旋于兖、沂、曹、济之间”,在四月二十四日把僧格林沁的疲于奔命的追兵诱到曹州(菏泽)之北的高庄,予以歼灭。
僧格林沁逃到附近的吴家店,被杀。
同治四年四月二十九日,在僧格林沁死后五天,清廷命令曾国藩“着即前赴山东一带,督兵剿赋;两江总督(职务)着李鸿章暂行署理;(李鸿章所担任的)江苏巡抚(职务)着刘郇膏暂行护理”。
五月初四,清廷又补发一道谕旨:“钦差大臣协办大学士两江总督一等毅勇侯曾国藩,现赴山东一带督师剿贼;所有直隶、山东、河南三省旗、绿各营及地方文武员弁,均着归曾国藩节制调遣。如该地方文武有不遵调度者,即由该大臣指名严参。”
曾国藩在接到第一次谕旨之时,同时写了两张奏折:一张说湘军除了霆字营以外,多半已经裁撤遣散,剩下的只有三万人左右,“均属强弩之末,不堪驱策”。自己也“精力颓惫......说话至二十句,舌尖辄木强蹇涩,不能再说”。“惟有仰恳天恩,另简知兵大员,督办北路军务”。
在另一张奏折里,曾国藩说:对付捻众,不能求快。僧格林沁之所以失败,原因就在求快。(事实上,在最后的一个月,僧格林沁的军队平均每天行一百里。虽则有马队,但是主力仍为步兵;步兵怎能每天急行一百里,天天如此呢?)曾国藩认为:如果朝廷要他负责,他只能坐镇徐州,办理十三个府州的捻,其余的地区,应由山东、河南、江苏、安徽四个省的总督巡抚负责:“宜各练有定之兵,乃足以制无定之贼”。
所谓十三个府州是:山东的临(临清州)、沂(沂州府)、曹(曹州府)、济(济宁府),河南的归(归德府)、陈(陈州府);江苏的淮(淮安府)、徐(徐州府)、海(海州府),安徽的庐(庐州府)、凤(风阳府)、颍(颖州府)、泗(泗州府)。换句话说,直隶他不愿管。湖北、陕西以及苏、鲁、皖、豫的其他州府,他也不愿意管。
清廷当然不准曾国藩推辞,仍叫他干。
所好,黄河以北的直隶省已有楚勇的首领刘长佑当总督,李鸿章也派遣淮军鼎字营十营,交给这十营的主将潘鼎新带去增援。
李鸿章而且加派刘铭传所统率的淮军到直隶去。曾国藩主张把这一支淮军留在山东济宁,与僧格林沁的残余部队(陈国瑞部)合力;倘若捻众渡黄河向北,才能让这一支淮军追到直隶去,否则以留在济宁为妥。不久,他又留下潘鼎新的十营淮军,不让他们去直隶。
曾国藩首先决定了战略:以有定之兵,制无定之“贼”。然后,他根据这个战略,定下一步一步的实施方针。他选定徐州、济宁、周家口、临淮关四个据点,作为“四镇”,分别由张树声、潘鼎新、刘铭传、刘松山负责。这四位中前三位属于淮军,最后一位属于老湘营(王錱的旧部)。
有了这四镇,曾国藩准备把捻众限制在颍河、运河、黄河、贾鲁河。
但是,贾鲁河仅存了一个空名,必须大规模挖濬(挑沙),才能名副其实,用来作为防堵捻众之用。河南省的巡抚与人民,却很不愿意作这件挑沙的工作。
由于曾国藩坚持,刘铭传与潘鼎新二人卖力,贾鲁河的沙竟挑了一大部分,运河的长堤也筑了。沙河的堤,却不曾如期筑好。
曾国藩在同治四年五月初接到“节制直、鲁、豫三省”的谕旨,到八月初四才慢慢地乘船来徐州。这一次,正如当年他丁忧假满,清廷叫他“东山再起”之时,清廷越着急,他越是有意无意地行动迂缓,求稳而不求快。
他认为,要打捻必须有马队。捻军一人数马,决非以步兵为主的湘军淮军所可对付的。僧格林沁是来自今日辽北省的蒙古人(科尔沁的郡王),所部以马队为主,因此才能够追奔逐北于豫、鄂、皖、苏、鲁五省;其后失败一半也是由于丢掉成千的马骡,一半由于行军太猛。
曾国藩并不希望把湘、淮的步兵大规模地骑兵化,但很想:(一)接收僧格林沁所遗留下的马队;(二)调来鲍超的骑兵十二营(鲍超共有步兵二十营、骑兵十二营);(三)叫李昭庆编练新骑兵若于营。
僧格林沁所留下的马队,不足一千人;不久又被清廷调走,去剿办奉天(辽宁)的“马贼”。鲍超的“霆军”(起初称为“霆字营”)在湖北金口哗变,其中的很多人南走广东,找残余的太平军合伙,鲍超本人也带了整理后的霆军南去,帮左宗棠对付汪海洋。于是,曾国藩所能指挥的骑兵,仅有李昭庆的若干人马而已。(刘铭传等人的军队也各有其马队,但是不多。)
当曾国藩到达徐州之时,捻众一部分已经去了河南南阳一带(由张宗禹率领),另一部分已经去了皖北、豫东,又回到了鲁南(由任柱率领),任柱是毫州人,被太平天国封为“鲁王”。
跟任柱在一起的,有遵王赖文光。(赖文光是太平军的“老兄弟”。)从此,任、赖二人并称。
任、赖于击溃僧格林沁以后,曾经随同张宗禹,围攻清军于雉河集,志在恢复原有的根据地。清方守雉河集的,先后为安徽布政使英翰与道员史念祖(英翰守了二十五天,史念祖续守二十天)。淮军的名将周盛波来援,才解了围。
曾国藩到徐州不久,因为鲍超及其部对无法调来,决定改用刘铭传一军担任“游击”。原定的“只迎击而不追剿”的战略,也不得不略加改变。实际上,张宗禹的一支捻军,已经越过曾国藩的“四镇防堵圈”。
在同治四年的冬天,张亲禹由豫西南进入鄂北;任柱、赖文光也由鲁南经皖北、皖西、豫东南,进人鄂北。湘军的成大吉部,又在麻城叛清。
负有追捻责任的刘铭传,于次年正月二十八日在黄陂打了一个胜仗,抢回该县县城。
捻众行动迅速,随即转向北进.在二三两月经由河南的汝宁(汝南)、安徽的颍州(阜阳)、河南的陈州(淮阳),又来到山东的曹州(菏泽)。
捻众企图冲过运河河堤,没料到曾国藩已有准备(曾国藩本人来了济宁)。在冲不过去以后,捻众转而向南,由淮、徐入豫,进攻开封,开封攻不下,再回到鲁南。此后,在七八两月之间,捻众又回豫东与鲁南一次。
当时清廷京内、京外的大官,颇有批评曾国藩的,责备他未能将捻众一鼓聚歼。事实上,曾国藩能守,已算能干。他所能指挥的兵,共计不足八万,而捻众在十万以上,并且多数是骑兵。
捻众之所以再三企图冲过运河,用意很难明了。就整个局势来说,捻众缺少有眼光的谋略家是显然的。张宗禹、任柱、赖文光均够不上自创局面。因此也就找不到、认不出能够帮他们创局面的助手。
然而,他们不愧为反清的志士、太平天国的孤臣。他们奋斗到底,有始有终。
他们在同治五年七月底,向西冲过曾国藩的贾鲁河防线,纵横于河南的中部与西南部(襄城、鲁山、南召、邓州)。
八月中旬,他们又转而向东,冲过朱仙镇与开封之间的长濠(贾鲁河新挑的北段),直扑山东,被曾国藩挡住,又回河南。九月中旬,他们决定了一个新的战略:张宗禹率领一部分人马向西;任柱、赖文光率领其余人马向东。从此,在清朝的官方文件上,有所谓“西捻”、“东捻”。其实,他们都是“太平军”;他们的首领是太平天国堂堂正正的“梁王”、“鲁王”、“遵王”。
十月初,张宗禹在河南陕州顺利渡过黄河,进入山西平陆;由平陆进攻陕西,连克华阴、渭南;其后,与陕西清军战于西安东郊的灞上,获得全胜。这时候鲍超已经办完广东之事以后移驻襄阳,曾国藩叫他去追张宗禹,追到陕州,张宗禹渡了黄河。清廷对曾国藩下诏切责;曾国藩从开头便不愿意干,藉此便上奏恳辞本兼各职。
十一日,清廷改任李鸿章为“钦差大臣,专办剿匪事宜”,接替曾国藩的统帅职务,叫曾国藩回任两江总督。
在曾国藩一生的事业中,这是最大的一次失败。清廷有意给他全权,曾经叫他兼顾陕西,也已经让他的弟弟担任湖北巡抚,把湖北在事实上划入他的节制范围。他不该始终怕招忌,硬说自己的能力有限,连直隶省都要推给直隶总督刘长佑去管,而且叫刘长佑负责山东省的黄河以北部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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十二月,他们继续北进,僧格林沁紧追,追到宝丰县的张八桥,扑了一个空,便绕道抢先,驻扎宜阳之南的韩城镇,不让他们去洛阳。
次年,同治四年正月间,他们折而向南,进攻鲁山,僧格林沁又追来鲁山,大战。僧格林沁战败,大将恒龄、舒伦保、常顺毙命。张宗禹等又南至叶县、襄城,转向东北,到新郑、尉氏;再转而向南,到临颖、郾城、西平、汝宁(汝南)。
二月以后,僧格林沁赶到汝宁,他们去了息县、罗山、信阳。他们越走得久,跟随他们的群众越多。
僧格林沁赶到信阳,他们又转而向北,去了确山,吃了一个败仗。然后,继续北进。经由遂平、西平、郾城、许州、扶沟、睢州。进入山东。
在山东,他们先到宁阳,后到曲阜,“盘旋于兖、沂、曹、济之间”,在四月二十四日把僧格林沁的疲于奔命的追兵诱到曹州(菏泽)之北的高庄,予以歼灭。
僧格林沁逃到附近的吴家店,被杀。
同治四年四月二十九日,在僧格林沁死后五天,清廷命令曾国藩“着即前赴山东一带,督兵剿赋;两江总督(职务)着李鸿章暂行署理;(李鸿章所担任的)江苏巡抚(职务)着刘郇膏暂行护理”。
五月初四,清廷又补发一道谕旨:“钦差大臣协办大学士两江总督一等毅勇侯曾国藩,现赴山东一带督师剿贼;所有直隶、山东、河南三省旗、绿各营及地方文武员弁,均着归曾国藩节制调遣。如该地方文武有不遵调度者,即由该大臣指名严参。”
曾国藩在接到第一次谕旨之时,同时写了两张奏折:一张说湘军除了霆字营以外,多半已经裁撤遣散,剩下的只有三万人左右,“均属强弩之末,不堪驱策”。自己也“精力颓惫......说话至二十句,舌尖辄木强蹇涩,不能再说”。“惟有仰恳天恩,另简知兵大员,督办北路军务”。
在另一张奏折里,曾国藩说:对付捻众,不能求快。僧格林沁之所以失败,原因就在求快。(事实上,在最后的一个月,僧格林沁的军队平均每天行一百里。虽则有马队,但是主力仍为步兵;步兵怎能每天急行一百里,天天如此呢?)曾国藩认为:如果朝廷要他负责,他只能坐镇徐州,办理十三个府州的捻,其余的地区,应由山东、河南、江苏、安徽四个省的总督巡抚负责:“宜各练有定之兵,乃足以制无定之贼”。
所谓十三个府州是:山东的临(临清州)、沂(沂州府)、曹(曹州府)、济(济宁府),河南的归(归德府)、陈(陈州府);江苏的淮(淮安府)、徐(徐州府)、海(海州府),安徽的庐(庐州府)、凤(风阳府)、颍(颖州府)、泗(泗州府)。换句话说,直隶他不愿管。湖北、陕西以及苏、鲁、皖、豫的其他州府,他也不愿意管。
清廷当然不准曾国藩推辞,仍叫他干。
所好,黄河以北的直隶省已有楚勇的首领刘长佑当总督,李鸿章也派遣淮军鼎字营十营,交给这十营的主将潘鼎新带去增援。
李鸿章而且加派刘铭传所统率的淮军到直隶去。曾国藩主张把这一支淮军留在山东济宁,与僧格林沁的残余部队(陈国瑞部)合力;倘若捻众渡黄河向北,才能让这一支淮军追到直隶去,否则以留在济宁为妥。不久,他又留下潘鼎新的十营淮军,不让他们去直隶。
曾国藩首先决定了战略:以有定之兵,制无定之“贼”。然后,他根据这个战略,定下一步一步的实施方针。他选定徐州、济宁、周家口、临淮关四个据点,作为“四镇”,分别由张树声、潘鼎新、刘铭传、刘松山负责。这四位中前三位属于淮军,最后一位属于老湘营(王錱的旧部)。
有了这四镇,曾国藩准备把捻众限制在颍河、运河、黄河、贾鲁河。
但是,贾鲁河仅存了一个空名,必须大规模挖濬(挑沙),才能名副其实,用来作为防堵捻众之用。河南省的巡抚与人民,却很不愿意作这件挑沙的工作。
由于曾国藩坚持,刘铭传与潘鼎新二人卖力,贾鲁河的沙竟挑了一大部分,运河的长堤也筑了。沙河的堤,却不曾如期筑好。
曾国藩在同治四年五月初接到“节制直、鲁、豫三省”的谕旨,到八月初四才慢慢地乘船来徐州。这一次,正如当年他丁忧假满,清廷叫他“东山再起”之时,清廷越着急,他越是有意无意地行动迂缓,求稳而不求快。
他认为,要打捻必须有马队。捻军一人数马,决非以步兵为主的湘军淮军所可对付的。僧格林沁是来自今日辽北省的蒙古人(科尔沁的郡王),所部以马队为主,因此才能够追奔逐北于豫、鄂、皖、苏、鲁五省;其后失败一半也是由于丢掉成千的马骡,一半由于行军太猛。
曾国藩并不希望把湘、淮的步兵大规模地骑兵化,但很想:(一)接收僧格林沁所遗留下的马队;(二)调来鲍超的骑兵十二营(鲍超共有步兵二十营、骑兵十二营);(三)叫李昭庆编练新骑兵若于营。
僧格林沁所留下的马队,不足一千人;不久又被清廷调走,去剿办奉天(辽宁)的“马贼”。鲍超的“霆军”(起初称为“霆字营”)在湖北金口哗变,其中的很多人南走广东,找残余的太平军合伙,鲍超本人也带了整理后的霆军南去,帮左宗棠对付汪海洋。于是,曾国藩所能指挥的骑兵,仅有李昭庆的若干人马而已。(刘铭传等人的军队也各有其马队,但是不多。)
当曾国藩到达徐州之时,捻众一部分已经去了河南南阳一带(由张宗禹率领),另一部分已经去了皖北、豫东,又回到了鲁南(由任柱率领),任柱是毫州人,被太平天国封为“鲁王”。
跟任柱在一起的,有遵王赖文光。(赖文光是太平军的“老兄弟”。)从此,任、赖二人并称。
任、赖于击溃僧格林沁以后,曾经随同张宗禹,围攻清军于雉河集,志在恢复原有的根据地。清方守雉河集的,先后为安徽布政使英翰与道员史念祖(英翰守了二十五天,史念祖续守二十天)。淮军的名将周盛波来援,才解了围。
曾国藩到徐州不久,因为鲍超及其部对无法调来,决定改用刘铭传一军担任“游击”。原定的“只迎击而不追剿”的战略,也不得不略加改变。实际上,张宗禹的一支捻军,已经越过曾国藩的“四镇防堵圈”。
在同治四年的冬天,张亲禹由豫西南进入鄂北;任柱、赖文光也由鲁南经皖北、皖西、豫东南,进人鄂北。湘军的成大吉部,又在麻城叛清。
负有追捻责任的刘铭传,于次年正月二十八日在黄陂打了一个胜仗,抢回该县县城。
捻众行动迅速,随即转向北进.在二三两月经由河南的汝宁(汝南)、安徽的颍州(阜阳)、河南的陈州(淮阳),又来到山东的曹州(菏泽)。
捻众企图冲过运河河堤,没料到曾国藩已有准备(曾国藩本人来了济宁)。在冲不过去以后,捻众转而向南,由淮、徐入豫,进攻开封,开封攻不下,再回到鲁南。此后,在七八两月之间,捻众又回豫东与鲁南一次。
当时清廷京内、京外的大官,颇有批评曾国藩的,责备他未能将捻众一鼓聚歼。事实上,曾国藩能守,已算能干。他所能指挥的兵,共计不足八万,而捻众在十万以上,并且多数是骑兵。
捻众之所以再三企图冲过运河,用意很难明了。就整个局势来说,捻众缺少有眼光的谋略家是显然的。张宗禹、任柱、赖文光均够不上自创局面。因此也就找不到、认不出能够帮他们创局面的助手。
然而,他们不愧为反清的志士、太平天国的孤臣。他们奋斗到底,有始有终。
他们在同治五年七月底,向西冲过曾国藩的贾鲁河防线,纵横于河南的中部与西南部(襄城、鲁山、南召、邓州)。
八月中旬,他们又转而向东,冲过朱仙镇与开封之间的长濠(贾鲁河新挑的北段),直扑山东,被曾国藩挡住,又回河南。九月中旬,他们决定了一个新的战略:张宗禹率领一部分人马向西;任柱、赖文光率领其余人马向东。从此,在清朝的官方文件上,有所谓“西捻”、“东捻”。其实,他们都是“太平军”;他们的首领是太平天国堂堂正正的“梁王”、“鲁王”、“遵王”。
十月初,张宗禹在河南陕州顺利渡过黄河,进入山西平陆;由平陆进攻陕西,连克华阴、渭南;其后,与陕西清军战于西安东郊的灞上,获得全胜。这时候鲍超已经办完广东之事以后移驻襄阳,曾国藩叫他去追张宗禹,追到陕州,张宗禹渡了黄河。清廷对曾国藩下诏切责;曾国藩从开头便不愿意干,藉此便上奏恳辞本兼各职。
十一日,清廷改任李鸿章为“钦差大臣,专办剿匪事宜”,接替曾国藩的统帅职务,叫曾国藩回任两江总督。
在曾国藩一生的事业中,这是最大的一次失败。清廷有意给他全权,曾经叫他兼顾陕西,也已经让他的弟弟担任湖北巡抚,把湖北在事实上划入他的节制范围。他不该始终怕招忌,硬说自己的能力有限,连直隶省都要推给直隶总督刘长佑去管,而且叫刘长佑负责山东省的黄河以北部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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