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81章
因此之故,反对他的人便有辞可藉,说他根本不想灭捻。
清廷的实际主持者慈禧太后与恭亲王奕訢,对曾国藩原极信任,但是在张宗禹渡了黄河、深入陕西以后,也不得不切责曾国藩一番,不得不取消他的统帅职权。
曾国藩生性倔强,向清廷一再表示连两江总督的官也不要做,同时却说“断不求回籍以图安逸,仍留军营帮同照料一切,维系湘、淮各军之心,联络苏、鄂两路之气”。
毕竟,曾国藩拗不过清廷,于继续接了几道“着即懔遵”的谕旨以后,只好在同治五年十二月二十一日奏复:“即于(明年)正月初旬(由周家口)回驻徐州,暂接两江总督关防,俾(署理两江总督)李鸿章迅速交卸,驰赴前敌”。
但是,他仍认为捻众“流窜六省,纵横三千余里,剽疾如风,李鸿章一人接办,尚恐照料难周。......李鸿章…...统筹全局,驻扎则以西路为主;臣驻徐州防剿,惟以东路为主。一以为李鸿章后劲之助,一以为微臣补过之资。”
清廷立即批驳他:“曾国藩既经接受两江督篆,所有察吏、筹饷及地方应办事宜均关重要,且金陵亦不可无勋望素著大员坐镇。着即回驻省城,以资镇摄。”
曾国藩挨到正月十九日,在徐州接受李鸿章交来的两江总督关防,二月十六日由徐州启程,三月初六日到达南京(在当时称为江宁)。
在这期间,“剽疾如风”的任柱、赖文光早已由山东、河南进入湖北。担任巡抚的曾国荃不是他们的对手。同治元年正月,淮军刘铭传部与湘军鲍超部,在安陆府京山县的尹隆河镇与任、赖大战一场,先败后胜。败的是,不遵守约定而提前进攻的刘铭传部。胜的是,如期赶来的鲍超部。
事后,李鸿章反而袒护刘铭传,把责任推到鲍超身上,说鲍超“后期”,不按照约定时间赶来夹击。
鲍超于战胜以后,正在扩充战果,追击任、赖于枣阳唐县一带,却接到清廷申饬他的谕旨,一气之下百病俱发,头上伤痕之旁的筋肉整天跳跃不已,左手及两腿先后麻木不仁,舌头僵硬得不能说话,“常常昏迷,动辄一二日不省人事”。曾国藩替他代上奏章,请求开缺。“霆军”步兵二十营,骑兵十二营,只留下步兵十四营交给曾国荃接管,其余的一律遣散,听任回籍归农,或转赴他营应募。
任柱、赖文光于刘铭传惨败、鲍超被谴辞职以后,再加上刘松山已经带了老湘营开去陕西,就更加所向无敌,剽疾如风了。他们由湖北回师河南,由河南再往山东,于同治六年五月在东平县境冲过清军的运河防线,弄得山东巡抚丁宝桢、河南巡抚李鹤年、湖北巡抚曾国荃,都受清廷的处分。李鸿章也被严旨申饬,“戴罪图功”。
李鸿章在同治五年十一月下旬接任钦差大臣,同治六年(1867年)正月初八日被任命为湖广总督(由乃兄李翰章署理),这时候赶紧由徐州北上,移驻济宁。
此人虽则私心颇重,但“劲气内敛”。他不慌不忙,于任、赖冲过运河以后,施展出一套“亡羊补牢”的手法来。当时很多人笑曾国藩,说曾国藩的“四镇堵剿”的妙计等于白费。李鸿章却重行布置运河防线,并且命令刘铭传、潘鼎新等人加筑二百八十里长的长墙,扼守胶州。曾国藩惟恐捻众渡过运河向东,李鸿章现在竭力不让捻众再渡过运河向西。
李鸿章想把任柱、赖文光限制在运河与胶莱防线之间,渐渐缩紧包围圈,将他们挤逼在山东半岛的尖端。于是任、赖只能局促于莱阳、即墨之间,十分狼狈。
任、赖决定,主力沿着海岸向南,以江苏为目标;分兵交给首王范汝增,沿着海岸向西,以直隶为目标。
主力于十月间顺利进入江苏境内,却被刘铭传在赣榆挡住大战一场,任柱被部下潘贵升杀害,赖文光继续向南进军。
范汝增所分领的捻众,于十一月间走到寿光,也遇到刘铭传将他们挡住。结果,全军覆没。
次月,赖文光率部进抵高邮以南的瓦窑铺,向扬州知府吴毓兰投降,被吴毓兰当作战败的俘虏看待,一律杀光。所谓“东捻”,全部消灭。
张宗禹的“西捻”于攻打西安未成后,渡过渭河打下陕北的米脂、绥德等县;转而向南,在宜川县的龙王庙,渡过黄河,进入山西;由吉州、绛州、曲沃、垣曲,进入河南;再由济源、新乡、滑县,进入直隶,于同治七年正月冲到了保定府境内。
张宗禹显然是企图直扑京城。垂死的清廷慌做一团,偏偏命不该绝,有老湘营刘松山于尾追张宗禹若干时日以后,抢先一步绕道抵达保定,挡住张宗禹的去路。
左宗棠这时位居陕甘总督,虽则被清廷“交部议处”、“革职留任”,由于指挥刘松山作如此神奇的迂回,便受任“总统前敌各路官军”。
恭亲王奕訢亲自出马,巡视天津、保定之间的各路防务。清廷的王牌“神机营”出驻天津、涿州、易州,由都兴阿以钦差大臣的名义统率。热心的丁宝桢,带了山东兵来,扼守河间(献县)。李鸿章义不容辞,也率领所有部队进驻德州。河南提督张曜奉命在汤阴设防,不让张宗禹回军。
张宗禹在进入直隶以后,因粮食问题与当地的老百姓发生冲突。老百姓这时候(于李鸿章的策动之下)纷纷筑堡立圩,实行坚壁清野,而且对捻众迎战。
于无可奈何之中,张宗禹只得实施一次“盘旋”的战略,由直隶退回豫北(张曜挡他不住),由豫北进入鲁北(李鸿章挡他不住),又由鲁北进入直隶东南,在(同治七年)四月间攻下南皮,穿过沧州、静海,直捣天津。
左宗棠取得李鸿章的合作,由李鸿章率部固守运河,把张宗禹限制在运河以东,自己率部对张宗禹追击。张宗禹到沧州以南,左、李开坝放水,把张宗禹逼到徒骇河与黄河之间,在六月底将他击溃于荏平县境内,张宗禹自杀。于是,所谓“西捻”也全部消灭。
《细说清朝》一○六、杜文秀
在清朝的官方文书上,杜文秀是所谓“云南回匪”的首领,其实此人是反清的志士。
他写了一副联语,挂在自己的门口:“天生英雄,扭转中原世界。地出豪杰,夺回胡儿乾坤。”
另有一副对联,挂在他的三和殿的殿廷:“按三尺剑以开基,重见汉高事业。着一戎衣而戡乱,依然周武功勋。”可见他的抱负,是要追步周武王与汉高祖的后尘,革清朝的命,为中国的历史另开新页。
他在咸丰五年(1855年)七月起事,于二十六日攻占云南省的大理府。起事以前,他曾经于道光末年林则徐担任云贵总督期间,帮助林则徐平定保山县的汉、回纠纷。林则徐为人公正,以“只问良莠,不问汉、回”为原则,惩办了若干肇事的回人,也惩办了若干肇事的汉人。
在林则徐以后担任云贵总督的,从道光二十九年七月到咸丰五年七月,先后有程矞采、吴文铬、罗绕典、恒春。这几人均无应变之才,以致永昌府各县的汉、回纠纷平而复起,日益恶化。不但永昌府如此,东川府也是如此。
杜文秀起事以后,自称“总统兵马大元帅”。他并未与太平天国取得联络。在他所设的官职之中,有所谓“大司衡”、“大经略”、“大冢宰”,均与太平天国的官制不相符合。
拥护他的人,以伊斯兰教徒为多数,但汉人也不少。他颇有军事才干,占领了大理府不久,便把云南省的西部都掌握了。云南省的东部与南部也有很多的地方,被若干回教徒首领占据,虽则这些首领不完全是他的部下。
云贵总督恒春,感觉得连省城昆明也难幸免,便在咸丰七年七月自杀。另一总督吴振棫,向围攻昆明的回众求和,请他们撤到外县去,同时杀了几个仇回的汉人绅士,表示诚意,然后奏报清廷,说“回民就抚,省城解严”。这样,他混到咸丰八年十一月,藉病辞职。
总督的职务,由巡抚张亮基署理。张亮基保荐按察使徐之铭升任巡抚。这徐之铭却在咸丰十年十月把张亮基挤走。清廷任刘源灏为总督,刘不敢来云南到任。清廷另外派了一位满洲人福济,福济也不敢到任。其后,派潘铎;这潘铎被人据昆明城内五华书院的回民所杀(同治二年二月)。徐之铭让回教的“掌教”马德新搬进总督衙门,发号施令,被清廷知道,下旨拘捕他押解来京,但不曾有人能够执行此项圣旨,虽则新任的总督劳崇光已经大着胆子来到了昆明。
徐之铭与劳崇光先后病死,清廷在同治六年二月发表张凯嵩与刘岳昭二人分任总督、巡抚。
新任的总督张凯嵩,正如以往的刘源灏与福济一样,也是不敢到任。清廷升任巡抚刘岳昭为总督。
刘岳昭是湖南湘乡人,名将萧启江的旧部,身经百战,在江西、湖北、四川、贵州及滇黔交界处均立过不少战功。
到了云南不久,他保荐岑毓英当云南巡抚。岑毓英是广西西林人,出生于土司家庭,在故乡办过团练,勇悍善战。从咸丰六年开始,他已被调到云南对杜文秀作战,积功由“县丞”历任知县、同知、知府、布政使。
岑毓英打下不少城池,在同治元年招安了一个伊斯兰教徒领袖马如龙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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清廷的实际主持者慈禧太后与恭亲王奕訢,对曾国藩原极信任,但是在张宗禹渡了黄河、深入陕西以后,也不得不切责曾国藩一番,不得不取消他的统帅职权。
曾国藩生性倔强,向清廷一再表示连两江总督的官也不要做,同时却说“断不求回籍以图安逸,仍留军营帮同照料一切,维系湘、淮各军之心,联络苏、鄂两路之气”。
毕竟,曾国藩拗不过清廷,于继续接了几道“着即懔遵”的谕旨以后,只好在同治五年十二月二十一日奏复:“即于(明年)正月初旬(由周家口)回驻徐州,暂接两江总督关防,俾(署理两江总督)李鸿章迅速交卸,驰赴前敌”。
但是,他仍认为捻众“流窜六省,纵横三千余里,剽疾如风,李鸿章一人接办,尚恐照料难周。......李鸿章…...统筹全局,驻扎则以西路为主;臣驻徐州防剿,惟以东路为主。一以为李鸿章后劲之助,一以为微臣补过之资。”
清廷立即批驳他:“曾国藩既经接受两江督篆,所有察吏、筹饷及地方应办事宜均关重要,且金陵亦不可无勋望素著大员坐镇。着即回驻省城,以资镇摄。”
曾国藩挨到正月十九日,在徐州接受李鸿章交来的两江总督关防,二月十六日由徐州启程,三月初六日到达南京(在当时称为江宁)。
在这期间,“剽疾如风”的任柱、赖文光早已由山东、河南进入湖北。担任巡抚的曾国荃不是他们的对手。同治元年正月,淮军刘铭传部与湘军鲍超部,在安陆府京山县的尹隆河镇与任、赖大战一场,先败后胜。败的是,不遵守约定而提前进攻的刘铭传部。胜的是,如期赶来的鲍超部。
事后,李鸿章反而袒护刘铭传,把责任推到鲍超身上,说鲍超“后期”,不按照约定时间赶来夹击。
鲍超于战胜以后,正在扩充战果,追击任、赖于枣阳唐县一带,却接到清廷申饬他的谕旨,一气之下百病俱发,头上伤痕之旁的筋肉整天跳跃不已,左手及两腿先后麻木不仁,舌头僵硬得不能说话,“常常昏迷,动辄一二日不省人事”。曾国藩替他代上奏章,请求开缺。“霆军”步兵二十营,骑兵十二营,只留下步兵十四营交给曾国荃接管,其余的一律遣散,听任回籍归农,或转赴他营应募。
任柱、赖文光于刘铭传惨败、鲍超被谴辞职以后,再加上刘松山已经带了老湘营开去陕西,就更加所向无敌,剽疾如风了。他们由湖北回师河南,由河南再往山东,于同治六年五月在东平县境冲过清军的运河防线,弄得山东巡抚丁宝桢、河南巡抚李鹤年、湖北巡抚曾国荃,都受清廷的处分。李鸿章也被严旨申饬,“戴罪图功”。
李鸿章在同治五年十一月下旬接任钦差大臣,同治六年(1867年)正月初八日被任命为湖广总督(由乃兄李翰章署理),这时候赶紧由徐州北上,移驻济宁。
此人虽则私心颇重,但“劲气内敛”。他不慌不忙,于任、赖冲过运河以后,施展出一套“亡羊补牢”的手法来。当时很多人笑曾国藩,说曾国藩的“四镇堵剿”的妙计等于白费。李鸿章却重行布置运河防线,并且命令刘铭传、潘鼎新等人加筑二百八十里长的长墙,扼守胶州。曾国藩惟恐捻众渡过运河向东,李鸿章现在竭力不让捻众再渡过运河向西。
李鸿章想把任柱、赖文光限制在运河与胶莱防线之间,渐渐缩紧包围圈,将他们挤逼在山东半岛的尖端。于是任、赖只能局促于莱阳、即墨之间,十分狼狈。
任、赖决定,主力沿着海岸向南,以江苏为目标;分兵交给首王范汝增,沿着海岸向西,以直隶为目标。
主力于十月间顺利进入江苏境内,却被刘铭传在赣榆挡住大战一场,任柱被部下潘贵升杀害,赖文光继续向南进军。
范汝增所分领的捻众,于十一月间走到寿光,也遇到刘铭传将他们挡住。结果,全军覆没。
次月,赖文光率部进抵高邮以南的瓦窑铺,向扬州知府吴毓兰投降,被吴毓兰当作战败的俘虏看待,一律杀光。所谓“东捻”,全部消灭。
张宗禹的“西捻”于攻打西安未成后,渡过渭河打下陕北的米脂、绥德等县;转而向南,在宜川县的龙王庙,渡过黄河,进入山西;由吉州、绛州、曲沃、垣曲,进入河南;再由济源、新乡、滑县,进入直隶,于同治七年正月冲到了保定府境内。
张宗禹显然是企图直扑京城。垂死的清廷慌做一团,偏偏命不该绝,有老湘营刘松山于尾追张宗禹若干时日以后,抢先一步绕道抵达保定,挡住张宗禹的去路。
左宗棠这时位居陕甘总督,虽则被清廷“交部议处”、“革职留任”,由于指挥刘松山作如此神奇的迂回,便受任“总统前敌各路官军”。
恭亲王奕訢亲自出马,巡视天津、保定之间的各路防务。清廷的王牌“神机营”出驻天津、涿州、易州,由都兴阿以钦差大臣的名义统率。热心的丁宝桢,带了山东兵来,扼守河间(献县)。李鸿章义不容辞,也率领所有部队进驻德州。河南提督张曜奉命在汤阴设防,不让张宗禹回军。
张宗禹在进入直隶以后,因粮食问题与当地的老百姓发生冲突。老百姓这时候(于李鸿章的策动之下)纷纷筑堡立圩,实行坚壁清野,而且对捻众迎战。
于无可奈何之中,张宗禹只得实施一次“盘旋”的战略,由直隶退回豫北(张曜挡他不住),由豫北进入鲁北(李鸿章挡他不住),又由鲁北进入直隶东南,在(同治七年)四月间攻下南皮,穿过沧州、静海,直捣天津。
左宗棠取得李鸿章的合作,由李鸿章率部固守运河,把张宗禹限制在运河以东,自己率部对张宗禹追击。张宗禹到沧州以南,左、李开坝放水,把张宗禹逼到徒骇河与黄河之间,在六月底将他击溃于荏平县境内,张宗禹自杀。于是,所谓“西捻”也全部消灭。
《细说清朝》一○六、杜文秀
在清朝的官方文书上,杜文秀是所谓“云南回匪”的首领,其实此人是反清的志士。
他写了一副联语,挂在自己的门口:“天生英雄,扭转中原世界。地出豪杰,夺回胡儿乾坤。”
另有一副对联,挂在他的三和殿的殿廷:“按三尺剑以开基,重见汉高事业。着一戎衣而戡乱,依然周武功勋。”可见他的抱负,是要追步周武王与汉高祖的后尘,革清朝的命,为中国的历史另开新页。
他在咸丰五年(1855年)七月起事,于二十六日攻占云南省的大理府。起事以前,他曾经于道光末年林则徐担任云贵总督期间,帮助林则徐平定保山县的汉、回纠纷。林则徐为人公正,以“只问良莠,不问汉、回”为原则,惩办了若干肇事的回人,也惩办了若干肇事的汉人。
在林则徐以后担任云贵总督的,从道光二十九年七月到咸丰五年七月,先后有程矞采、吴文铬、罗绕典、恒春。这几人均无应变之才,以致永昌府各县的汉、回纠纷平而复起,日益恶化。不但永昌府如此,东川府也是如此。
杜文秀起事以后,自称“总统兵马大元帅”。他并未与太平天国取得联络。在他所设的官职之中,有所谓“大司衡”、“大经略”、“大冢宰”,均与太平天国的官制不相符合。
拥护他的人,以伊斯兰教徒为多数,但汉人也不少。他颇有军事才干,占领了大理府不久,便把云南省的西部都掌握了。云南省的东部与南部也有很多的地方,被若干回教徒首领占据,虽则这些首领不完全是他的部下。
云贵总督恒春,感觉得连省城昆明也难幸免,便在咸丰七年七月自杀。另一总督吴振棫,向围攻昆明的回众求和,请他们撤到外县去,同时杀了几个仇回的汉人绅士,表示诚意,然后奏报清廷,说“回民就抚,省城解严”。这样,他混到咸丰八年十一月,藉病辞职。
总督的职务,由巡抚张亮基署理。张亮基保荐按察使徐之铭升任巡抚。这徐之铭却在咸丰十年十月把张亮基挤走。清廷任刘源灏为总督,刘不敢来云南到任。清廷另外派了一位满洲人福济,福济也不敢到任。其后,派潘铎;这潘铎被人据昆明城内五华书院的回民所杀(同治二年二月)。徐之铭让回教的“掌教”马德新搬进总督衙门,发号施令,被清廷知道,下旨拘捕他押解来京,但不曾有人能够执行此项圣旨,虽则新任的总督劳崇光已经大着胆子来到了昆明。
徐之铭与劳崇光先后病死,清廷在同治六年二月发表张凯嵩与刘岳昭二人分任总督、巡抚。
新任的总督张凯嵩,正如以往的刘源灏与福济一样,也是不敢到任。清廷升任巡抚刘岳昭为总督。
刘岳昭是湖南湘乡人,名将萧启江的旧部,身经百战,在江西、湖北、四川、贵州及滇黔交界处均立过不少战功。
到了云南不久,他保荐岑毓英当云南巡抚。岑毓英是广西西林人,出生于土司家庭,在故乡办过团练,勇悍善战。从咸丰六年开始,他已被调到云南对杜文秀作战,积功由“县丞”历任知县、同知、知府、布政使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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