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82章
马如龙献出所占的八县(新兴、昆阳、晋宁、呈贡、嵩明、罗次、易门、富民)。清廷发表马如龙为一名总兵;次年,升他为署理云南提督。
有了总督刘岳昭在上统率,岑毓英、马如龙二人对杜文秀的厮斗,就慢慢地占了优势。
岑毓英最初由广西来云南,只带了一千名粤勇。他认为必须编练滇勇,才能解决杜文秀。编练到同治七年,有了六万名左右。他向清廷报告,云南原有的绿营,照规定应有三万七千多人,事实上“所存不及十一”,而且“将不知兵,兵不知战”。他准备尽量抽选滇勇,补足绿营的兵额。剩下的,成立纯滇勇的部队四十营(约两万多人),分作两班随同绿营作战。
经费方面,他估计单单军米一项每年就需要二十万石以上。绿营的官兵薪饷,每年在六十五万至七十万两之间。滇勇的薪饷,不在此数之内。他建议就全省的田赋,按亩酌加百分之一二十,称为“厘谷”,与雷以诚、曾国藩所创行的“厘金”精神相同,虽则厘金的对象是商货,不是田赋。此外,他希望别省照旧拨给云南“协饷”,能增加到每月六万两更好。浙江、广东、江西三省的协饷,不妨改由距离较近的四川、湖南等省代拨,于这两省应解京城的“京饷”中扣除。这些建议,均被清廷采纳。岑毓英又认为,对杜文秀作战的战略,应该有所确定,先肃清迤东及迤南,然后再全力对付大理府所在的迤西。这战略,总督刘岳昭也很赞成。
在种种方面,岑毓英均很像是一个小规模的曾国藩。杜文秀的能力与品格比洪秀全高,所苦的是局促于多山的迤西,又未能取得全省回民有始有终的合作,更不曾争取得多数汉民的拥护。他没有把反清与仇汉的两个目标划分清楚。倘若完全反清,而断然割舍若干纯以仇汉为目的的徒众,则他的成就可能在洪秀全之上。
他割据一方有十八年之久;于丧失迤东、迤西以后,在同治十一年(1872年)十二月守不住大理,服毒自杀。他的三个儿子均死于清军之手。一个女儿其后流落在上海,遭遇极苦。他的余部,死守迤西的其他城塞,守到同治十二年的年底,全被消灭。
《细说清朝》一○七、东干
陕西、甘肃两省的回教同胞,俗称“东干”,与新疆的所谓“缠回”颇有分别。“缠回”二字,是清朝人惯用的名词,到民国初年还有人用。它含义笼统,兼带轻蔑,反映清朝官吏对边胞情形的无知与自大。
“东干”一词的来源,尚待考定。陕甘两省的回胞,在种族上并非维吾尔人或阿拉伯人,虽则带有些微的维、阿两族的成份。其中的极大多数,本是“随教”的汉人或其子孙。因此,在语言上也没有不同于其他汉人的地方。所不同的,只是在宗教方面以及与宗教有关的饮食、服装而已。
在唐朝的文件与书籍上,维吾尔人被称为“回纥”或“回鹘”,其后衍为“回回”。回纥人初来内地之时,所信的并非回教;他们的老家也并非今日的新疆,而是外蒙古的色楞格河流域。
到了唐朝末年(公元九世纪中叶),回纥帝国瓦解,一部分回纥人迁徙到新疆吐鲁番,另一部分人迁徙到甘肃的河西走廊。迁徙到吐鲁番一带的称为“高昌回纥”,因为那里有过一个高昌国;迁徙到河西走廊的称为“沙州回纥”,因为那里有过一个“沙州”。
高昌回纥在宋朝的时候,接受由波斯、阿富汗传进来的伊斯兰教,一转面传授给沙州回纥,再转而传授到甘肃、陕西、以及宁夏,与沿着大驿道直至内地各省的不少汉人。
阿拉伯人以传教士与商人的身份而来的也有,虽则不多。(在唐、宋两朝来华的阿拉伯人,多数由海路而来,定居于泉州、广州。)
清朝时候的满族,忘记不了自己是征服者,对汉族始终未能掩藏其优越感,对回族以及信仰回教的东干,更免不了有许多引起反感的态度与措施。更不幸的是,与东干杂居而不愿“随教”的若干汉人,也常常有意无意地作出令东干憎恨的事情来。尤其不幸的是,东干本身一方面有坚强的宗教组织,一方面在这坚强组织的内部发生了所谓“新教”与“旧教”之争。
清廷的一贯政策是维持旧教,摧抑新教。在乾隆年间如此,在咸丰、同治之时也是如此。于是新教徒只有一条路可走:反清。
反清,本不一定要仇汉。事实上,东干在顺治年间曾经于志士丁国栋及米喇印的领导之下,支持过明朝的延长王朱识瑏。在同治元年,太平天国扶王陈得才率兵进入陕南之时,也曾经获得某些东干的援助。
但是,这一年四月,在陕中的渭南县却突发了任五的事变。任五到过云南,参加了杜文秀的反清革命。这时候回到陕西,利用几百名曾经随同河南巡抚严树声在河南作战而被遣散的“回勇”,占领渭南县城,屠杀汉人。然后,渡过渭河,围攻同州(大荔)。
七月间,凤翔的回民也集了起来,围攻府城。
次年二月,甘肃的固原、平凉、宁夏、灵州,均入于新教教主马化龙之手。
较此稍前,西宁一带的回民,于马桂源的鼓动之下,已经把知府与总兵赶走。河州的马彦龙、马占鳌则不但占了州城,而且吞并了狄道(临潭)。甘肃东部的重镇庆阳与平凉,也成了回众进攻的目标。
陕甘总督乐斌,对清廷一味蒙蔽,受到查办,遣戍新疆。经手查办他的军机大臣沈兆霖,被任命为署理陕甘总督,在西宁打了几次小胜仗,于同治元年七月在平番县二道沟被大水淹死。继任的熙麟。畏葸不前。清廷派多隆阿以“钦差大臣督办军务”的资格去,于同治三年四月死在盩厔城下(对蓝朝桂作战之时)。一个月以后,熙麟免职,由杨岳斌(载福)继任。杨是水师名将,自知陆战非其所长,请求开缺,清廷不准,于是回湖南募集新兵十营(五千人左右),在同治四年六月到任。
这时候,陕、甘两省原有的绿营军队,已无一人可用。各省的所谓援军,一人未来。多隆阿带去两支湘军:“帮办军务”雷正绾的一支,打下平凉与固原以后,于同治四年七月在金积堡被马化龙击败,哗变;甘肃提督陶茂林的一支,解了凤翔之围,打下汧【qian】阳陇州,却也在同治四年五月间一溃于会宁,九月间再溃于安定(定西)。
哗变与溃败的最大原因是欠饷。甘肃早已“库空如洗”,全靠四川与陕西送来些微的协饷。到了次年春天,当杨岳斌去外县视师之时,兰州城的督标(总督所辖的绿营)也闹了起来,包围总督衙门,杀害官长,强迫布政使林望向清廷上奏,控诉杨岳斌(厚待)湘军、歧视绿营。
清廷下旨,将杨岳斌革职留任。杨岳斌藉此称病辞职,清廷发表左宗棠继任,于左氏到任以前,暂由穆图善署理;不久,又加给左宗棠“以钦差大臣,督办军务”的名义。
左宗棠首先与各省当局商妥协饷,然后在六年六月到达潼关,调来刘松山的老湘营、郭宝昌的淮军及其本人的老部下刘典等人的军队,与亲兵三千多人、水师一千人、黑龙江马队一千多人,共有一百个营(五万人左右)。
然而,左宗棠一时无法以全力消灭反清回民;反之,必须以大部分的力量应付张宗禹的“西捻”。
一个年头以后,西捻完全消灭,左宗棠再度来陕,才展开对反清回民的猛烈攻势,同时解决聚众反清的汉人武装,如董福祥。董福祥以花马池(盐池)为根据地,占了陕北十几个州县聚集了十几万人,声势浩大,正在进攻绥德与榆林。
左宗棠派刘松山去,于十一月间在绥德之西的大小理河与董福祥决战,大胜;追到靖边县东北的镇靖堡,董福祥投降。左宗棠把董的精锐改编的福字营,归刘松山指挥。
左宗棠的次一目标,是甘肃东北部的庆阳与庆阳西南的董志原。那里有十八个小首领,都是很厉害的。左宗棠调动雷正绾、黄鼎等人,在同治八年四月轻轻一击,将他们击溃。
左宗棠的第三目标,是灵州(灵武)附近的郭家桥。这是残余的反清陕西回民所聚集的所在。担负这一方面作战任务的是刘松山。刘松山旗开得胜,在同治八年八九月间打下了郭家桥,追击这些陕西回民至吴忠堡。
住在金积堡的马化龙,于一度反清以后,本已接受署理陕甘总督穆图善的招抚,见刘松山大军压境,便始则出面调解,继则再度反清,把吴忠堡的陕西回民引进灵州城固守。于是,刘松山又攻灵州;在攻下灵州以后,转军进攻金积堡。
攻到同治九年正月,金积堡外围的寨子已被刘松山攻下很多,剩下一个叫马五寨的寨子却很难攻。守寨的人,叫做马五。刘松山胸部中了一弹.当天气绝身死。死时,寨子被他的部队攻下。
刘松山在湘军将领之中,是佼佼者。曾国藩于打下南京以后,裁了大部分湘军,只留下他的九千多人未裁。曾国藩认为一般的湘军“暮气已深”,惟有他的这一支纪律严明,仍堪作战。
他于咸丰三年二十岁的时候,在家乡(湖南湘乡)参加王錱的老湘营,追随王錱平定湖南南部;在咸丰七年打下湖北的崇阳通山,自领一营(三百多人);其后,随王錱在江西作战,打下广昌、乐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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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了总督刘岳昭在上统率,岑毓英、马如龙二人对杜文秀的厮斗,就慢慢地占了优势。
岑毓英最初由广西来云南,只带了一千名粤勇。他认为必须编练滇勇,才能解决杜文秀。编练到同治七年,有了六万名左右。他向清廷报告,云南原有的绿营,照规定应有三万七千多人,事实上“所存不及十一”,而且“将不知兵,兵不知战”。他准备尽量抽选滇勇,补足绿营的兵额。剩下的,成立纯滇勇的部队四十营(约两万多人),分作两班随同绿营作战。
经费方面,他估计单单军米一项每年就需要二十万石以上。绿营的官兵薪饷,每年在六十五万至七十万两之间。滇勇的薪饷,不在此数之内。他建议就全省的田赋,按亩酌加百分之一二十,称为“厘谷”,与雷以诚、曾国藩所创行的“厘金”精神相同,虽则厘金的对象是商货,不是田赋。此外,他希望别省照旧拨给云南“协饷”,能增加到每月六万两更好。浙江、广东、江西三省的协饷,不妨改由距离较近的四川、湖南等省代拨,于这两省应解京城的“京饷”中扣除。这些建议,均被清廷采纳。岑毓英又认为,对杜文秀作战的战略,应该有所确定,先肃清迤东及迤南,然后再全力对付大理府所在的迤西。这战略,总督刘岳昭也很赞成。
在种种方面,岑毓英均很像是一个小规模的曾国藩。杜文秀的能力与品格比洪秀全高,所苦的是局促于多山的迤西,又未能取得全省回民有始有终的合作,更不曾争取得多数汉民的拥护。他没有把反清与仇汉的两个目标划分清楚。倘若完全反清,而断然割舍若干纯以仇汉为目的的徒众,则他的成就可能在洪秀全之上。
他割据一方有十八年之久;于丧失迤东、迤西以后,在同治十一年(1872年)十二月守不住大理,服毒自杀。他的三个儿子均死于清军之手。一个女儿其后流落在上海,遭遇极苦。他的余部,死守迤西的其他城塞,守到同治十二年的年底,全被消灭。
《细说清朝》一○七、东干
陕西、甘肃两省的回教同胞,俗称“东干”,与新疆的所谓“缠回”颇有分别。“缠回”二字,是清朝人惯用的名词,到民国初年还有人用。它含义笼统,兼带轻蔑,反映清朝官吏对边胞情形的无知与自大。
“东干”一词的来源,尚待考定。陕甘两省的回胞,在种族上并非维吾尔人或阿拉伯人,虽则带有些微的维、阿两族的成份。其中的极大多数,本是“随教”的汉人或其子孙。因此,在语言上也没有不同于其他汉人的地方。所不同的,只是在宗教方面以及与宗教有关的饮食、服装而已。
在唐朝的文件与书籍上,维吾尔人被称为“回纥”或“回鹘”,其后衍为“回回”。回纥人初来内地之时,所信的并非回教;他们的老家也并非今日的新疆,而是外蒙古的色楞格河流域。
到了唐朝末年(公元九世纪中叶),回纥帝国瓦解,一部分回纥人迁徙到新疆吐鲁番,另一部分人迁徙到甘肃的河西走廊。迁徙到吐鲁番一带的称为“高昌回纥”,因为那里有过一个高昌国;迁徙到河西走廊的称为“沙州回纥”,因为那里有过一个“沙州”。
高昌回纥在宋朝的时候,接受由波斯、阿富汗传进来的伊斯兰教,一转面传授给沙州回纥,再转而传授到甘肃、陕西、以及宁夏,与沿着大驿道直至内地各省的不少汉人。
阿拉伯人以传教士与商人的身份而来的也有,虽则不多。(在唐、宋两朝来华的阿拉伯人,多数由海路而来,定居于泉州、广州。)
清朝时候的满族,忘记不了自己是征服者,对汉族始终未能掩藏其优越感,对回族以及信仰回教的东干,更免不了有许多引起反感的态度与措施。更不幸的是,与东干杂居而不愿“随教”的若干汉人,也常常有意无意地作出令东干憎恨的事情来。尤其不幸的是,东干本身一方面有坚强的宗教组织,一方面在这坚强组织的内部发生了所谓“新教”与“旧教”之争。
清廷的一贯政策是维持旧教,摧抑新教。在乾隆年间如此,在咸丰、同治之时也是如此。于是新教徒只有一条路可走:反清。
反清,本不一定要仇汉。事实上,东干在顺治年间曾经于志士丁国栋及米喇印的领导之下,支持过明朝的延长王朱识瑏。在同治元年,太平天国扶王陈得才率兵进入陕南之时,也曾经获得某些东干的援助。
但是,这一年四月,在陕中的渭南县却突发了任五的事变。任五到过云南,参加了杜文秀的反清革命。这时候回到陕西,利用几百名曾经随同河南巡抚严树声在河南作战而被遣散的“回勇”,占领渭南县城,屠杀汉人。然后,渡过渭河,围攻同州(大荔)。
七月间,凤翔的回民也集了起来,围攻府城。
次年二月,甘肃的固原、平凉、宁夏、灵州,均入于新教教主马化龙之手。
较此稍前,西宁一带的回民,于马桂源的鼓动之下,已经把知府与总兵赶走。河州的马彦龙、马占鳌则不但占了州城,而且吞并了狄道(临潭)。甘肃东部的重镇庆阳与平凉,也成了回众进攻的目标。
陕甘总督乐斌,对清廷一味蒙蔽,受到查办,遣戍新疆。经手查办他的军机大臣沈兆霖,被任命为署理陕甘总督,在西宁打了几次小胜仗,于同治元年七月在平番县二道沟被大水淹死。继任的熙麟。畏葸不前。清廷派多隆阿以“钦差大臣督办军务”的资格去,于同治三年四月死在盩厔城下(对蓝朝桂作战之时)。一个月以后,熙麟免职,由杨岳斌(载福)继任。杨是水师名将,自知陆战非其所长,请求开缺,清廷不准,于是回湖南募集新兵十营(五千人左右),在同治四年六月到任。
这时候,陕、甘两省原有的绿营军队,已无一人可用。各省的所谓援军,一人未来。多隆阿带去两支湘军:“帮办军务”雷正绾的一支,打下平凉与固原以后,于同治四年七月在金积堡被马化龙击败,哗变;甘肃提督陶茂林的一支,解了凤翔之围,打下汧【qian】阳陇州,却也在同治四年五月间一溃于会宁,九月间再溃于安定(定西)。
哗变与溃败的最大原因是欠饷。甘肃早已“库空如洗”,全靠四川与陕西送来些微的协饷。到了次年春天,当杨岳斌去外县视师之时,兰州城的督标(总督所辖的绿营)也闹了起来,包围总督衙门,杀害官长,强迫布政使林望向清廷上奏,控诉杨岳斌(厚待)湘军、歧视绿营。
清廷下旨,将杨岳斌革职留任。杨岳斌藉此称病辞职,清廷发表左宗棠继任,于左氏到任以前,暂由穆图善署理;不久,又加给左宗棠“以钦差大臣,督办军务”的名义。
左宗棠首先与各省当局商妥协饷,然后在六年六月到达潼关,调来刘松山的老湘营、郭宝昌的淮军及其本人的老部下刘典等人的军队,与亲兵三千多人、水师一千人、黑龙江马队一千多人,共有一百个营(五万人左右)。
然而,左宗棠一时无法以全力消灭反清回民;反之,必须以大部分的力量应付张宗禹的“西捻”。
一个年头以后,西捻完全消灭,左宗棠再度来陕,才展开对反清回民的猛烈攻势,同时解决聚众反清的汉人武装,如董福祥。董福祥以花马池(盐池)为根据地,占了陕北十几个州县聚集了十几万人,声势浩大,正在进攻绥德与榆林。
左宗棠派刘松山去,于十一月间在绥德之西的大小理河与董福祥决战,大胜;追到靖边县东北的镇靖堡,董福祥投降。左宗棠把董的精锐改编的福字营,归刘松山指挥。
左宗棠的次一目标,是甘肃东北部的庆阳与庆阳西南的董志原。那里有十八个小首领,都是很厉害的。左宗棠调动雷正绾、黄鼎等人,在同治八年四月轻轻一击,将他们击溃。
左宗棠的第三目标,是灵州(灵武)附近的郭家桥。这是残余的反清陕西回民所聚集的所在。担负这一方面作战任务的是刘松山。刘松山旗开得胜,在同治八年八九月间打下了郭家桥,追击这些陕西回民至吴忠堡。
住在金积堡的马化龙,于一度反清以后,本已接受署理陕甘总督穆图善的招抚,见刘松山大军压境,便始则出面调解,继则再度反清,把吴忠堡的陕西回民引进灵州城固守。于是,刘松山又攻灵州;在攻下灵州以后,转军进攻金积堡。
攻到同治九年正月,金积堡外围的寨子已被刘松山攻下很多,剩下一个叫马五寨的寨子却很难攻。守寨的人,叫做马五。刘松山胸部中了一弹.当天气绝身死。死时,寨子被他的部队攻下。
刘松山在湘军将领之中,是佼佼者。曾国藩于打下南京以后,裁了大部分湘军,只留下他的九千多人未裁。曾国藩认为一般的湘军“暮气已深”,惟有他的这一支纪律严明,仍堪作战。
他于咸丰三年二十岁的时候,在家乡(湖南湘乡)参加王錱的老湘营,追随王錱平定湖南南部;在咸丰七年打下湖北的崇阳通山,自领一营(三百多人);其后,随王錱在江西作战,打下广昌、乐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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