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9章
在重庆演说上述两段历史,引起了一大阵轰动之后,黎东方教授又飞往昆明,把这两段历史又全都重讲一番,其所引致的盛况,一如在重庆讲说时。他是否又到另外的地方讲述过,我却记不起来了。但单就渝、昆两地来说,只因黎教授的讲演而接受到真正的历史教育的,正不知已有若干千百人次了。
黎东方教授于1949年离开大陆之后,经常往返于台湾与美国。但不论何时何地,他一直还在操其旧业,或则是执教于某一大学或学院,担任某种历史课程,或则是在某个研究机构专心致志于某一历史课题的研究。总之,他是无往而不是以历史学科这一领域作为他的安身立命之地的。
在黎东方教授离开大陆,直到目前的这四十多年内,我虽然也曾接到过他的来信,当他于80年代末来北京探视朋友时,虽也曾有过短暂的晤谈,而对他在此四十多年的生活情况,除上面所概述的诸事而外,却并不详知,只是在进入90年代以来,我从台湾刊行的几种杂志上,特别是从《传记文学》所刊载的书刊报道上面,才得知悉,这四十多年,乃是黎东方教授在历史学的论著方面最为丰收的时期。他既在各种报刊上发表了不计其数的史学论文,更先后出版了《细说先秦史》、《细说三国》、《细说元朝》、《细说明朝》、《细说清朝》,一直细说到民国的肇造。
在知道这一系列的《细说》已经刊行之后,自然就以不得拜读而深感遗憾。却不料于今年4月内,忽然接得黎先生的来信,告知上海人民出版社已经决定,要把这几种《细说》,一律改作简体字横排本,在大陆发行。接着他把这几种《细说》全部寄来,嘱我写一篇序文,向对他必然感到陌生的大陆读者略作一番简要介绍。这使我得遂拜读多本《细说》之愿,极所快幸,撰作序文之嘱,也自当黾勉从事,以期不负老友的厚望。
经上海人民出版社告知,现决定先将《细说元朝》以下诸册在沪改版印行,而《细说先秦史》和《细说三国》二书,则因其前后不能互相衔接,暂不印行。我觉得这样做也很合适。黎东方教授在撰写这几本书时,由于不可避免地要受到时间和空间的局限与制约,其观点,其议论,也必然有为大陆读者所不能认同和理解之处,出版社对此自亦须做一些适当的删改,想来黎先生对此必也同意。
对于要改版重印的这几本《细说》,我本来是要一一细读的,奈因已届风烛残年。精力衰惫,反应迟钝,事事力不从心,故只能采取诸葛亮读书的方法,“观其大略”,而做不到像徐庶、孟建那样的“务于精熟”。然而,就在这样地读过之后,我也觉察到这几本《细说》所共同具有的几种特色。
在这里,我要重点突出地指出,这几本《细说》确实都是深入浅出的,切合于大众阅读的通俗性历史读物。说“深入”,是我认定这四本《细说》,全都是在黎东方教授对各个朝代的历史事实与现象,透过其表面而洞察其底蕴,并探明其彼此间的相互关系,有了融会贯通的理解,然后才笔之于书的。还必须说明,以上云云,乃全是出于他的素养,绝不是临阵磨枪,寻掇捃摭而得来的,所以才能那样地左右逢原,曲汇旁通。这样深厚的功底,如我在上文所说,在抗日战争期内,在重庆讲说三国和武则天的历史时,早已显示出来,无非,那时期是他用语言表述出来,而近今则是用文字表述出来而已。且让我在此举例为证:
作者的《细说元朝》的《自序》,开头便交代说:“元朝的历史最难读,也最难写,最难细说。”这几句话,简单明了,却是每一个研治中国通史的人所都体会到的真正甘苦。这本《细说》的第一节《源远流长》,共占用了二十来页的篇幅,成为不但在这一本,而是在各本《细说》中最长的一篇。每一个体会到上述的真正甘苦的人,在读过这一节之后,必然会感觉到,它绝非是等闲之辈,即一般编写《中国通史》的人所能写得出来的。它的写成,乃是作者为了考明蒙古族的族源,不但取证于正史中的《魏书》、《北史》、《旧五代史》、《辽史》、《宋史》、《金史》和《元史》、《新元史》,还取证于杂史中的《黑鞑事略》、明初所译《元朝秘史》和现代学者改译的《蒙古秘史》,以及波斯人所著《集史》,还参考了王国维和法国伯希和(PaulPelliot)诸人的论文,用宏而取精,最后则折衷于作者自己,而定其取舍从违。因此,作者对过去长久莫衷一是的问题所作出的判断,对读者都是具有较强的说服力的。而作者把见于《辽史》中的“谟葛失”这一似是人名的三个字,断定为:“谟葛”是“蒙兀”与“萌古”的异写,“失”与《旧唐书·突厥传》的“设”相同,意思是“君长”。我认为这更是作者发前人之所未发的一个创见,而这个创见是极其正确的。
再从《细说清史》中摘取一事为例。
清朝入关后的第一位皇帝是顺治,即位时年方六岁。他的父亲皇太极,是在1643年,年仅五十二岁的时候,无疾而终的。在顺治即位后,即由皇太极之弟多尔衮为摄政王。当时顺治的母亲年方三十一岁,比多尔衮小一岁。从此便流传了皇太后下嫁摄政王多尔衮之说,而且在清朝统治的二百六十多年内,这一传说一直非常盛行。我的一位老师孟森先生,是研究明清史的专家,他曾就此事写过长篇考证文章,认为此说在中国找不到史料根据,在朝鲜当时的国史中(因为清朝与朝鲜的关系十分密切)也找不到史料根据,因而断言此事必非实有。黎教授在《细说清史》的多尔衮《自称皇父》节内,对此事却只作了如下的一段叙述:
他有没有在皇太极死后,与皇太极的寡妇,顺治皇帝的母亲,孝庄文皇后,正式结婚?有关的官方材料,早已被乾隆一代的君臣销毁干净。今天我们仍能依据的蛛丝马迹,仅有张煌言的几句宫词:“上寿称为合樽,慈宁宫里烂盈门。春官昨进新仪注,大礼恭逢太后婚。”张煌言虽是清朝的敌人,但为人正派,非一般捕风捉影,恶意中伤的造谣专家可比。
另一件足以令人奇怪的事是:在多尔衮死后,皇太后被迁出皇宫,到多尔衮的睿亲王府去住。
要言不繁,却抓住了问题的实质,富有说服力,再去翻看孟森先生的长篇考据文章,便觉得他是囿于伦理道德观念,文虽长却终于不得要领了。
以上所举两个例证,全都显示了作者的深厚学养和探索精神,再经他用干净利落、明白晓畅的文字加以表述,使得具有初中以上文化水平的人都能够读懂,而且都能读得饶有兴趣,所以就使这几本《细说》成为标准的深入浅出的通俗历史读物了。
为了提高我们全体人民的文化素质,为了培养我们全民的爱国主义的情操,特别是对于当代的一般青少年来说,提供给他们一些通俗易懂的历史读物,不但是十分必要,而且是十分迫切的。然而令人非常痛惜的是,在我们的耳所闻、目所见的某些场合,却大都错把通俗与流俗、庸俗、鄙俗搅绕在一起而不加区分。这种误解所造成的误区,似乎还正在日益扩大。于是有人就用“戏说”二字做保护伞,在这一伞下肆无忌惮地胡编乱造。有人则索性连“戏说”二字也不要,却要以“气死历史学家”为目标,编造了一个“影视历史剧本”,说秦始皇和高渐离乃是由同一个女人的乳汁哺育成人的。尽管人们都知道,不能把搬上舞台的任何剧种中的所谓历史剧本作为历史课本看待,例如京剧中的《空城计》或昆曲中的《十五贯》等等,然而那些剧本的价值所在,原不是为了传授历史知识,而是要使观众和读者能从它感受到一种艺术的享受,审美情感的满足。另如相声中的《关公大战秦琼》的段子,是有意地把历史事实加以颠倒的,然而并没有一个听众,包括所有的历史学家,对此提出过批评,因为在听取这段相声之后,人们只满足于对其含有的幽默情趣的欣赏,倘把这一被颠倒的史实再颠倒过来,这番情趣便也将随之消失,那就不成其为一段艺术创作了。总之,我所提及的这种种,虽全不是忠实于历史事实的一些艺术架构,却全不像出现在当前的那些胡编乱造的所谓作品那样,它们虽具有不同的形式,却似乎抱有同一个目的:“要气死历史学家”。而除此以外,便只能是使非“历史学家”的观众与读者感到恶心和无聊罢了,岂有它哉!当如上所说的,有不少人正在以极不负责的态度,以这样那样的花招,极力要把通俗的历史引入误区之际,上海人民出版社肯把黎东方教授所著《细说》诸书推出,使喜爱历史的的读者不至再为类似《戏说》等类的作品所误,而且能够读到较之《二十四史通俗演义》更贴近历史真实的、深入浅出的真正历史通俗读物,这的确是一件值得人们拍手称快的事。
既然已决定把这套丛书定名为《细说中国历史丛书》,而先把《细说元朝》等先行出版,上海人民出版社和广大读者(包括我),当然就盼望黎教授能在登上九五之尊的高龄之前,再发挥余热,把先秦史以下的秦与两汉的历史,把三国史以下的两晋南北朝隋唐五代辽宋金史,也全都细说一番。我与黎公为同年好友,明年均为九十周岁,但据我所闻知,他之精力充沛,依稀当年,远非我之朽钝之所可比拟,以我之朽钝,尚在以“学不厌而教不倦”自勉,则以精力充沛之黎公,倚其长才而抒其素蕴,假以三至五年的时光,其能毕其全功当是可以断言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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黎东方教授于1949年离开大陆之后,经常往返于台湾与美国。但不论何时何地,他一直还在操其旧业,或则是执教于某一大学或学院,担任某种历史课程,或则是在某个研究机构专心致志于某一历史课题的研究。总之,他是无往而不是以历史学科这一领域作为他的安身立命之地的。
在黎东方教授离开大陆,直到目前的这四十多年内,我虽然也曾接到过他的来信,当他于80年代末来北京探视朋友时,虽也曾有过短暂的晤谈,而对他在此四十多年的生活情况,除上面所概述的诸事而外,却并不详知,只是在进入90年代以来,我从台湾刊行的几种杂志上,特别是从《传记文学》所刊载的书刊报道上面,才得知悉,这四十多年,乃是黎东方教授在历史学的论著方面最为丰收的时期。他既在各种报刊上发表了不计其数的史学论文,更先后出版了《细说先秦史》、《细说三国》、《细说元朝》、《细说明朝》、《细说清朝》,一直细说到民国的肇造。
在知道这一系列的《细说》已经刊行之后,自然就以不得拜读而深感遗憾。却不料于今年4月内,忽然接得黎先生的来信,告知上海人民出版社已经决定,要把这几种《细说》,一律改作简体字横排本,在大陆发行。接着他把这几种《细说》全部寄来,嘱我写一篇序文,向对他必然感到陌生的大陆读者略作一番简要介绍。这使我得遂拜读多本《细说》之愿,极所快幸,撰作序文之嘱,也自当黾勉从事,以期不负老友的厚望。
经上海人民出版社告知,现决定先将《细说元朝》以下诸册在沪改版印行,而《细说先秦史》和《细说三国》二书,则因其前后不能互相衔接,暂不印行。我觉得这样做也很合适。黎东方教授在撰写这几本书时,由于不可避免地要受到时间和空间的局限与制约,其观点,其议论,也必然有为大陆读者所不能认同和理解之处,出版社对此自亦须做一些适当的删改,想来黎先生对此必也同意。
对于要改版重印的这几本《细说》,我本来是要一一细读的,奈因已届风烛残年。精力衰惫,反应迟钝,事事力不从心,故只能采取诸葛亮读书的方法,“观其大略”,而做不到像徐庶、孟建那样的“务于精熟”。然而,就在这样地读过之后,我也觉察到这几本《细说》所共同具有的几种特色。
在这里,我要重点突出地指出,这几本《细说》确实都是深入浅出的,切合于大众阅读的通俗性历史读物。说“深入”,是我认定这四本《细说》,全都是在黎东方教授对各个朝代的历史事实与现象,透过其表面而洞察其底蕴,并探明其彼此间的相互关系,有了融会贯通的理解,然后才笔之于书的。还必须说明,以上云云,乃全是出于他的素养,绝不是临阵磨枪,寻掇捃摭而得来的,所以才能那样地左右逢原,曲汇旁通。这样深厚的功底,如我在上文所说,在抗日战争期内,在重庆讲说三国和武则天的历史时,早已显示出来,无非,那时期是他用语言表述出来,而近今则是用文字表述出来而已。且让我在此举例为证:
作者的《细说元朝》的《自序》,开头便交代说:“元朝的历史最难读,也最难写,最难细说。”这几句话,简单明了,却是每一个研治中国通史的人所都体会到的真正甘苦。这本《细说》的第一节《源远流长》,共占用了二十来页的篇幅,成为不但在这一本,而是在各本《细说》中最长的一篇。每一个体会到上述的真正甘苦的人,在读过这一节之后,必然会感觉到,它绝非是等闲之辈,即一般编写《中国通史》的人所能写得出来的。它的写成,乃是作者为了考明蒙古族的族源,不但取证于正史中的《魏书》、《北史》、《旧五代史》、《辽史》、《宋史》、《金史》和《元史》、《新元史》,还取证于杂史中的《黑鞑事略》、明初所译《元朝秘史》和现代学者改译的《蒙古秘史》,以及波斯人所著《集史》,还参考了王国维和法国伯希和(PaulPelliot)诸人的论文,用宏而取精,最后则折衷于作者自己,而定其取舍从违。因此,作者对过去长久莫衷一是的问题所作出的判断,对读者都是具有较强的说服力的。而作者把见于《辽史》中的“谟葛失”这一似是人名的三个字,断定为:“谟葛”是“蒙兀”与“萌古”的异写,“失”与《旧唐书·突厥传》的“设”相同,意思是“君长”。我认为这更是作者发前人之所未发的一个创见,而这个创见是极其正确的。
再从《细说清史》中摘取一事为例。
清朝入关后的第一位皇帝是顺治,即位时年方六岁。他的父亲皇太极,是在1643年,年仅五十二岁的时候,无疾而终的。在顺治即位后,即由皇太极之弟多尔衮为摄政王。当时顺治的母亲年方三十一岁,比多尔衮小一岁。从此便流传了皇太后下嫁摄政王多尔衮之说,而且在清朝统治的二百六十多年内,这一传说一直非常盛行。我的一位老师孟森先生,是研究明清史的专家,他曾就此事写过长篇考证文章,认为此说在中国找不到史料根据,在朝鲜当时的国史中(因为清朝与朝鲜的关系十分密切)也找不到史料根据,因而断言此事必非实有。黎教授在《细说清史》的多尔衮《自称皇父》节内,对此事却只作了如下的一段叙述:
他有没有在皇太极死后,与皇太极的寡妇,顺治皇帝的母亲,孝庄文皇后,正式结婚?有关的官方材料,早已被乾隆一代的君臣销毁干净。今天我们仍能依据的蛛丝马迹,仅有张煌言的几句宫词:“上寿称为合樽,慈宁宫里烂盈门。春官昨进新仪注,大礼恭逢太后婚。”张煌言虽是清朝的敌人,但为人正派,非一般捕风捉影,恶意中伤的造谣专家可比。
另一件足以令人奇怪的事是:在多尔衮死后,皇太后被迁出皇宫,到多尔衮的睿亲王府去住。
要言不繁,却抓住了问题的实质,富有说服力,再去翻看孟森先生的长篇考据文章,便觉得他是囿于伦理道德观念,文虽长却终于不得要领了。
以上所举两个例证,全都显示了作者的深厚学养和探索精神,再经他用干净利落、明白晓畅的文字加以表述,使得具有初中以上文化水平的人都能够读懂,而且都能读得饶有兴趣,所以就使这几本《细说》成为标准的深入浅出的通俗历史读物了。
为了提高我们全体人民的文化素质,为了培养我们全民的爱国主义的情操,特别是对于当代的一般青少年来说,提供给他们一些通俗易懂的历史读物,不但是十分必要,而且是十分迫切的。然而令人非常痛惜的是,在我们的耳所闻、目所见的某些场合,却大都错把通俗与流俗、庸俗、鄙俗搅绕在一起而不加区分。这种误解所造成的误区,似乎还正在日益扩大。于是有人就用“戏说”二字做保护伞,在这一伞下肆无忌惮地胡编乱造。有人则索性连“戏说”二字也不要,却要以“气死历史学家”为目标,编造了一个“影视历史剧本”,说秦始皇和高渐离乃是由同一个女人的乳汁哺育成人的。尽管人们都知道,不能把搬上舞台的任何剧种中的所谓历史剧本作为历史课本看待,例如京剧中的《空城计》或昆曲中的《十五贯》等等,然而那些剧本的价值所在,原不是为了传授历史知识,而是要使观众和读者能从它感受到一种艺术的享受,审美情感的满足。另如相声中的《关公大战秦琼》的段子,是有意地把历史事实加以颠倒的,然而并没有一个听众,包括所有的历史学家,对此提出过批评,因为在听取这段相声之后,人们只满足于对其含有的幽默情趣的欣赏,倘把这一被颠倒的史实再颠倒过来,这番情趣便也将随之消失,那就不成其为一段艺术创作了。总之,我所提及的这种种,虽全不是忠实于历史事实的一些艺术架构,却全不像出现在当前的那些胡编乱造的所谓作品那样,它们虽具有不同的形式,却似乎抱有同一个目的:“要气死历史学家”。而除此以外,便只能是使非“历史学家”的观众与读者感到恶心和无聊罢了,岂有它哉!当如上所说的,有不少人正在以极不负责的态度,以这样那样的花招,极力要把通俗的历史引入误区之际,上海人民出版社肯把黎东方教授所著《细说》诸书推出,使喜爱历史的的读者不至再为类似《戏说》等类的作品所误,而且能够读到较之《二十四史通俗演义》更贴近历史真实的、深入浅出的真正历史通俗读物,这的确是一件值得人们拍手称快的事。
既然已决定把这套丛书定名为《细说中国历史丛书》,而先把《细说元朝》等先行出版,上海人民出版社和广大读者(包括我),当然就盼望黎教授能在登上九五之尊的高龄之前,再发挥余热,把先秦史以下的秦与两汉的历史,把三国史以下的两晋南北朝隋唐五代辽宋金史,也全都细说一番。我与黎公为同年好友,明年均为九十周岁,但据我所闻知,他之精力充沛,依稀当年,远非我之朽钝之所可比拟,以我之朽钝,尚在以“学不厌而教不倦”自勉,则以精力充沛之黎公,倚其长才而抒其素蕴,假以三至五年的时光,其能毕其全功当是可以断言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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